忽培元
　　1月5日，文学传记《红玫瑰》研讨会在中国传记文学馆举行。作为应邀参会的红色文化研究者与文学写作者，我在现场发言中结合自身创作经历，对红色历史题材创作进行了回顾与小结。
　　我从延安走出来，喝延河水长大，在土窑洞里接受到朴素深刻的人生启蒙。由于从小就浸润在红色文化的氛围之中，对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我曾经担任过西北老革命马文瑞同志的秘书。据马老回忆，《红玫瑰》的传主古大存的传奇人生，当年在延安是广为流传的。马老谈到古大存总是充满深情。他还说古大存是在周恩来和彭湃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地方革命领导人。
　　于北京这座红色文化高地，与各位一同品读《红玫瑰》这部反映红色革命题材的力作，重温红色东江革命的峥嵘岁月，我感到格外亲切与振奋。在此，我谨以一名红色文化研究者和文学创作者的身份，向《红玫瑰》的成功出版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深耕于广东革命历史题材的红色沃土，特别是六载深入调查研究传主古大存同志革命历史的作者王国梁先生致以崇高敬意，向为红色文化传承奔走的广东南方红色文化研究院及广东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彭湃之孙彭浩同志和团结出版社等单位，致以诚挚谢意！
　　我曾在延安工作多年并分管革命纪念地建设，延安的革命遗址和流传广泛的革命故事让我对“革命火种”四个字有着刻骨铭心的理解。延安时期，无数革命先辈在物资极度匮乏、敌人层层封锁的绝境中，靠着坚定的信仰守住了红色根脉，这与东江根据地“ 十年红旗不倒”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古大存同志作为东江革命的核心领导者，带领17名战士在深山密林中以野菜充饥、以蓑衣御寒，硬是将革命火种保留下来，这份坚守，与延安军民“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奋斗精神同频共振。毛主席称赞古大存同志“是一朵红玫瑰，带刺的”，这“红”是信仰的底色，这“刺”是斗争的锋芒，既是对他个人风骨的精准概括，更是对一代革命者精神特质的生动诠释。
　　我从事红色题材创作数十年，深知写好革命先辈的故事，既要“脚踩大地”，更要“心接文脉”。我曾为创作《群山》走遍陕北山川沟岔，深入调研数十个村落，为撰写《乡村第一书记》和《同舟》深入基层数年，深刻体会到“史料的厚度决定作品的深度，情感的温度决定作品的高度”。王国梁先生耗时六年，走遍东江7市20多个县的百余个革命遗址，收集数百万字一手史料，五易其稿才完成《红玫瑰》，这种不惜“燃烧自己，照亮读者”的创作态度令人感动又敬佩。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特别是当你创作红色题材，走进革命家的内心世界，就会被那种牺牲奉献的忘我精神感染，不由自主地投身其中。当我读着《红玫瑰》我即产生了这样的共鸣。这与我自己多年追求并刻意坚守的创作理念不谋而合。我两个多月前拿到彭浩转来的书之后，一口气就读下去了，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感觉是一个真正的文学传记。我很欣赏作者的创作风格和生动活泼的文字。作品没有停留在史料的简单堆砌，而是以“史笔为骨、文心为魂”。也没有把人物放在一个孤立的位置上，而是放在革命大潮和群体之中。这是很重要的，也是多数个人传记容易出现的问题。《红玫瑰》的优点在于既清晰梳理了东江根据地与中央苏区的战略背景，又突出了传主个性鲜明的突出地位与特殊作用。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在作品中的体现，更是作者客观公正历史观的艺术呈现。这样的人物传记，不仅强化了真实性，更增强了史诗效果感。既填补了广东红色文化研究的空白，又细腻刻画了古大存作为丈夫、战友和同志的温情一面，让革命先辈从史料中“活”了过来，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这是党史的再创作，体现的是《史记》精神。用文学形式宣传党史军史，让历史和人物复活，这是难能可贵的，里面浸透作者独创性的艰辛，值得赞赏和弘扬。
　　红色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其跨越时空的精神感召力。我曾参与西北革命策源地研究，深知每一处红色遗址、每一部红色作品，都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与阅读红色作品分不开。《红星照耀中国》《红旗飘飘》和大量红色人物传记，是我们成长的主要精神营养，激活了我们的红色基因，唤醒了我们的革命热情。《红玫瑰》这样的作品，正是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播的优秀范本。它还将客家方言、粤东风俗和民间文化等地域文化元素融入革命叙事，让东江革命故事有了独特的岭南质感，既守住了红色文化的根与魂，又增强了作品的文学艺术感染力和传播力。作品出版后，引起读者和众多革命先辈后代及媒体的关注，也印证了优秀红色作品永远能引发时代共鸣。
　　红色文化传承既要“深挖”，更要“活用”。这些年我们努力推动红色文化进校园、进社区，深知青少年，这是红色基因传承的关键群体。《红玫瑰》中，古大存同志“一门忠烈、舍家为国”的抉择，东江军民“绝境坚守、星火不灭”的担当，正是青少年锤炼品格、坚定信仰的生动教材。我们要让这样的作品走进课堂，让革命先辈的精神成为新时代青少年的精神养分；也要借助新媒体平台，让红色故事突破地域限制，走向更广阔的受众，实现“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的传播效果。
　　当前，我们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更需要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红玫瑰》作为一份赓续红色血脉的合格的精神答卷。它让我们看到，革命先辈用生命诠释的初心使命，是我们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底气所在。作为红色文化的研究者和传播者，我期待能有更多像王国梁先生这样的作家，深耕红色沃土，创作出更多兼具史料价值与艺术高度的红色力作；期待广东南方红色文化研究院等机构继续搭建平台，推动红色文化与时代需求深度融合；期待全社会形成“人人传承红色基因、人人争做红色传人”的浓厚氛围，让革命先辈的精神火种，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