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北京的第一年，腊月二十七下午公司才放假。二十八大清早，天还没亮，我就冒着纷飞的雪沫子往木樨园车站赶。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眼睛眯得睁不开，手脚、耳朵冻得全没了知觉，呼出的热气凝在眉梢，竟结了一层白霜，活像个“白眉大侠”。
　　到车站时，广场早已挤满了人，个个背着鼓鼓的蛇皮袋，和我一样，袋里装着在北京精心采买的特产，都是给孩子和父母的礼物，沉甸甸的，藏着一整年的牵挂。我赶紧排队，队伍像条长龙，拐了好几道弯，一直排到大厅外的雪地里。脚下积雪被踩得瓷实，鞋底子沾着冰碴，每挪一步都打滑。
　　排了近两个小时，终于轮到我。我把钱和身份证递过去，声音发紧：“一张高邮！”售票员头也没抬：“没票了，最早是正月初二。”我急了：“加钱也行！”她抬眼摇了摇头：“加钱也没用，车里早挤满了，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我攥着身份证愣了半晌，被身后人催着才恍惚退出来。蛇皮袋摩擦声、孩子哭闹声、人们的抱怨声搅在一起，心里乱糟糟的。寒风推着我慢慢往回走，心里只剩一个执拗的念头：无论如何也要买到票，回家过年！
　　咬咬牙，打了个车，赶到北京站时已是中午。这里更拥挤，广场、候车厅、过道、墙角全是人，空气里飘着泡面味、汗味和煤烟味，嘈杂得耳朵嗡嗡响，连呼吸都觉得憋闷。
　　我找到去扬州的售票窗口，队伍比木樨园的更长，挪得极慢，心像被一只手紧紧提着。看到有人拿着买到的票兴高采烈地走开，我心里就多一分盼头；见到垂头丧气出来的，我的心也跟着往下沉。饿了就干嚼方便面，干涩的面渣卡在喉咙里，连水都不敢多喝——怕去趟卫生间，就得重新排队。
　　六点二十一分，终于轮到我了，还是没票。我知道只能等明天早晨，便在广场背风角落蹲了下来。广场上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人，三三两两聚着，裹着被子的、靠着行李打盹的。北京的冬夜奇冷，感觉整个身体都不是自己的了。风越刮越大，我把棉袄裹得更紧，把头埋进膝盖，指尖冻得发僵，每隔一会儿就得站起来，蹦一蹦、跺跺脚。一想起家里的父母，想起母亲做的红烧肉、炸春卷，想起父亲温的酒，心底就泛起暖意。出来打工一年，起早贪黑的辛苦，在这一刻都化作了对家的思念，我所求不多，不过是陪父母、孩子，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顿团圆饭。
　　天快亮时，风小了些，广场上的人渐渐多起来，都排着队等退票。我赶紧站进去，终于买到一张站票，心里乐开了花，像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似的。
　　挤上火车的那一刻，车厢里更是人挤人，过道里、车厢连接处，全是站着的人，行李堆在脚下，空气里弥漫着汗味、泡面味，还有人身上的烟火气。笨重的行李时不时撞在一起，发出闷响。可没有人抱怨，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兴奋的笑容，眼睛亮闪闪的，聊着老家的年俗，说着给家人带的礼物，每一句话里都带着藏不住的欢喜。我扶着过道的扶手，站在人群里，看着窗外渐渐后退的北京街景，心里满是踏实。终于能回家了，终于能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顿团圆饭了。
　　三十早晨八点，列车准时到达扬州站，我又转了两趟车，到家已经是下午三点。老爸接过我的行李，儿子迫不及待地拉开拉链。母亲不停地念叨：“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说着撩起衣角擦眼睛。
　　第二年，我提前一个月就在网上订票，那时网速慢，盯了几天都没抢到，便找了一家代买车票的点，多花了一百元，终于预订成功。北京本地的年轻同事不理解，说：“春节后回去不一样吗？为什么非要赶在这一天遭罪？”我笑了，没回答。因为他们不懂，春运抢的从来不是一张票，是对家的执念；赶的从来不是一顿饭，而是老娘在厨房忙碌的身影，是老爸守在灯下，香烟明灭的烟火，是儿子盼我归来，亮晶晶的眼眸。那顿热气腾腾的团圆饭，那些琐碎的家常，便足以抵消所有奔波与思念，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牵挂。
　　无论走多远，过年必须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