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6年02月28日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需要坚持发扬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不仅是推进党的建设和提升执政能力的重要举措，而且营造了革命根据地的良好风气，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为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一、密切联系群众是党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根本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延安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党始终植根于人民，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践行密切联系群众的根本立场与工作作风。延安时期，毛泽东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周恩来纺线织布，各级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使党员干部逐步打破“官贵民贱”传统观念，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血肉联系。“人民的勤务员”成为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干部从内心逐步认同公仆身份，为廉洁自律奠定思想基础。
在革命根据地，党积极回应群众关切，解决群众疾苦，赢得“边区人民大救星”赞誉。而且，党高度重视群众的监督作用，广泛动员人民群众监督，确保权力公开透明运行。1941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人民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的权利”。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要求，对于人民群众的控诉，尤其是控告政务人员的，各下级政府与人员必须确保其及时上达上级政府，不得推诿搁置。延安时期，边区主席林伯渠亲自处理并回复了群众控告材料137件，边区参议会赋予群众代表监察弹劾职权，边区形成“人人起来负责”的监督氛围，革命根据地的腐败得到了较好遏制。延安时期，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形成了权力来源于民、服务于民、受民监督的良性循环，使党和政权赢得人民拥护，廉政文化建设获得最深厚的群众力量支撑。
二、建立制度规范是党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刚性制度保障
延安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注重制度体系建设，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严厉惩处的条例法规为廉政文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与保障。1939年《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明确贪污情形与量刑标准，贪污千元以上可处死刑，充分体现了对于贪污腐败绝不容忍的坚定立场。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强调“厉行廉洁政治”，并明确共产党员如有违法行为，必依纪依法严肃惩处。法规实施后，贪污案件显著下降，有效遏制腐败蔓延。据统计，1939年查处贪污案件360起，1940年为644起，而至1941年上半年则降至153起。在财经管理方面，陕甘宁边区政府早在1937年就颁布了《统一财政问题》的政府通令，要求“统一财政”。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要求，逐步确立了收支、预决算、审计三大核心制度，并制定相关章程，强化财政监督。在民主监督方面，设立工农检察局、审计处等专职监督机构，建立群众监督、行政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相结合的多层体系，形成财经领域的有效制约。党在财经方面的制度体系以财经管控为核心，以惩治法规为威慑，全方位监督财经领域的贪污行为，为廉洁政治提供稳定长效保障。
三、强化干部教育是党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廉政文化建设中，干部教育始终处于首位。1938年，毛泽东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次年即成立干部教育部，推动全党系统学习。1941年起，进一步要求干部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实际运用，并对在职干部开展业务、政治、文化、理论“四位一体”的长期教育，着力提升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1940年前后，毛泽东先后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重要报告，倡导并树立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从思想根源上清除了滋生官僚主义与脱离群众土壤，为保持干部队伍纯洁性提供了坚实保障。在干部选任与监管方面，制定条例规范选拔、任用、考核与奖惩。1943年，《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明确任用标准，严禁录用贪污腐化分子。同年，《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详细规定奖励与惩戒情形，严格执行并查处一批腐败分子，形成奖优罚劣导向。通过系统教育、严格管理与作风整肃，干部队伍形成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为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注入了持久而深厚的思想动力。
四、领导率先垂范形成党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示范效应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言行举止，是塑造党的形象的极具感召力的标识。延安时期，党的各级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全党营造出“上行下效”的清廉风气。从中央领导到基层干部，普遍践行艰苦朴素，形成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在杨家岭亲自开荒种菜，生活饮食极为简朴；周恩来居所陈设简陋，一件“三用大衣”见证其克勤克俭；任弼时以“怕工作少、怕麻烦人、怕用钱多”的“三怕”精神律己，病中仍坚持工作；朱德总司令常如普通农人般参与生产，种出的冬瓜曾公开展出；陈云在生活待遇上始终坚持标准，绝不搞特殊。党的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使党的“人民勤务员”形象深入人心。这种由高层带头、层层传导的廉政实践，不仅直接抑制了贪腐与不正之风的滋生，更在党内外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价值引领力，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示范效应。
延安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构建起了工作作风、制度管理、干部教育、领导垂范于一体的廉政文化建设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积累的宝贵财富。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征程中，传承延安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经验，为深化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历史镜鉴。
（作者单位：西安理工大学）
一、密切联系群众是党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根本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延安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党始终植根于人民，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践行密切联系群众的根本立场与工作作风。延安时期，毛泽东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周恩来纺线织布，各级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使党员干部逐步打破“官贵民贱”传统观念，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血肉联系。“人民的勤务员”成为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干部从内心逐步认同公仆身份，为廉洁自律奠定思想基础。
在革命根据地，党积极回应群众关切，解决群众疾苦，赢得“边区人民大救星”赞誉。而且，党高度重视群众的监督作用，广泛动员人民群众监督，确保权力公开透明运行。1941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人民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的权利”。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要求，对于人民群众的控诉，尤其是控告政务人员的，各下级政府与人员必须确保其及时上达上级政府，不得推诿搁置。延安时期，边区主席林伯渠亲自处理并回复了群众控告材料137件，边区参议会赋予群众代表监察弹劾职权，边区形成“人人起来负责”的监督氛围，革命根据地的腐败得到了较好遏制。延安时期，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形成了权力来源于民、服务于民、受民监督的良性循环，使党和政权赢得人民拥护，廉政文化建设获得最深厚的群众力量支撑。
二、建立制度规范是党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刚性制度保障
延安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注重制度体系建设，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严厉惩处的条例法规为廉政文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与保障。1939年《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明确贪污情形与量刑标准，贪污千元以上可处死刑，充分体现了对于贪污腐败绝不容忍的坚定立场。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强调“厉行廉洁政治”，并明确共产党员如有违法行为，必依纪依法严肃惩处。法规实施后，贪污案件显著下降，有效遏制腐败蔓延。据统计，1939年查处贪污案件360起，1940年为644起，而至1941年上半年则降至153起。在财经管理方面，陕甘宁边区政府早在1937年就颁布了《统一财政问题》的政府通令，要求“统一财政”。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要求，逐步确立了收支、预决算、审计三大核心制度，并制定相关章程，强化财政监督。在民主监督方面，设立工农检察局、审计处等专职监督机构，建立群众监督、行政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相结合的多层体系，形成财经领域的有效制约。党在财经方面的制度体系以财经管控为核心，以惩治法规为威慑，全方位监督财经领域的贪污行为，为廉洁政治提供稳定长效保障。
三、强化干部教育是党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廉政文化建设中，干部教育始终处于首位。1938年，毛泽东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次年即成立干部教育部，推动全党系统学习。1941年起，进一步要求干部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实际运用，并对在职干部开展业务、政治、文化、理论“四位一体”的长期教育，着力提升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1940年前后，毛泽东先后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重要报告，倡导并树立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从思想根源上清除了滋生官僚主义与脱离群众土壤，为保持干部队伍纯洁性提供了坚实保障。在干部选任与监管方面，制定条例规范选拔、任用、考核与奖惩。1943年，《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明确任用标准，严禁录用贪污腐化分子。同年，《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详细规定奖励与惩戒情形，严格执行并查处一批腐败分子，形成奖优罚劣导向。通过系统教育、严格管理与作风整肃，干部队伍形成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为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注入了持久而深厚的思想动力。
四、领导率先垂范形成党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示范效应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言行举止，是塑造党的形象的极具感召力的标识。延安时期，党的各级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全党营造出“上行下效”的清廉风气。从中央领导到基层干部，普遍践行艰苦朴素，形成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在杨家岭亲自开荒种菜，生活饮食极为简朴；周恩来居所陈设简陋，一件“三用大衣”见证其克勤克俭；任弼时以“怕工作少、怕麻烦人、怕用钱多”的“三怕”精神律己，病中仍坚持工作；朱德总司令常如普通农人般参与生产，种出的冬瓜曾公开展出；陈云在生活待遇上始终坚持标准，绝不搞特殊。党的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使党的“人民勤务员”形象深入人心。这种由高层带头、层层传导的廉政实践，不仅直接抑制了贪腐与不正之风的滋生，更在党内外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价值引领力，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示范效应。
延安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构建起了工作作风、制度管理、干部教育、领导垂范于一体的廉政文化建设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积累的宝贵财富。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征程中，传承延安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经验，为深化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历史镜鉴。
（作者单位：西安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