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中，李大钊率先将历史唯物主义引入中国历史研究，为解释中国历史提供了科学原则。战时的史学论战在回应有关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道路的重大问题中推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实际的深度结合。新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学科建设、传播、应用方面实现规模发展。改革开放后，史学研究在拨乱反正中恢复科学精神并拓展研究领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虽然史学研究的具体议题不断变化，但马克思主义史学始终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内在主线。从学科形态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并非单纯的史料整理或叙事传统，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以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为根本目标的科学形态。
　　进入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长期以来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呈现出更加鲜明的方法论自觉和整体性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大历史观”这一原创性贡献，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创新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历史观是以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历史进程和人类文明演进为整体视域，对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过去与未来整体把握的社会历史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它强调从长时段结构中理解历史演变逻辑，在时代变局中辨识发展大势，在民族复兴与世界变迁的交汇中校准实践方向，从而系统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和发展趋势。作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方法论自觉，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更长远的眼光统摄历史研究与现实关切，是理论自信与历史主动的高度统一。
　　大历史观是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承本兴新。首先，大历史观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坚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出发，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运行的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并将其阐释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是高质量发展需要对生产力最终决定社会发展原理的现实化展开。其次，大历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原则，强调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历史时期的统一，反对割裂历史阶段和否定历史连续性的错误史观，例如不能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对立和割裂，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指出“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大历史观要求认清各个历史阶段的主流和支流、成就和曲折，实事求是、总结经验、校正偏差，使党和国家的事业持续前进。再次，大历史观始终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立场结合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拓展了对人民主体性的理解空间，从更广阔的社会结构和新时代的历史实践层面揭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力和基本逻辑。最后，从方法论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在各项工作中强调“大兴调查研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方法论贯彻，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自觉运用，将此方法运用到以大历史观考察社会历史则是进一步强化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坚持从现实的实践出发，以正确认识和解释社会历史的学术取向。
　　大历史观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正确和科学地认识历史过程、立足当代社会、放眼全球未来提供了重要思想坐标，将中国置于长期历史过程和广阔世界格局中考察。一百多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持续奋斗，这一持续推进的实践历程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并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形成了具有标志意义的硕果，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重要经验。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历史叙事方式，大历史观承认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但更关注不同文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与内在合理性，强调从中国经验的生成逻辑出发理解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以开放视野审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为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历史和社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历史观将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与国际主义的价值取向加以统一，体现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继承与创新发展，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层面达到新的高度。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