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月，初春料峭，我们乘坐绿皮火车告别京城，奔赴延安。从此，延安成了我们北京娃的“第二故乡”。在生命的长河里，“归途的家园”便定格为两个原点——延安和北京。
　　说起“回家的路”，感慨万千！它是青春的萌动，是追求中的向往，是求索中的足印，更是人生里的“生命红线”。
　　头一年深冬，知青回家，山道崎岖，积雪斑驳。下苦一年的乡亲，像送亲儿女般送行。向阳沟的谢队长叫来在兰州军区当汽车兵的儿子，借探亲归队之机，破例用军车送我们十多位知青上路。全村如过节般欢送，乡亲们用镢锹铲雪、大扫帚扫净公路。我钻进驾驶室，用手套毛巾反复擦拭车窗，当兵哥哥入座后，竟面露惊讶。军车发动，如骏马飞奔，翻山越岭直抵铜川，让我们真切体会到军车“雷厉风行”“开山辟路”的作风。
　　春节后返陕北，因车票紧张，我和妹妹滞留铜川，忍饥受冻，在车站过夜。第二天寒霜黎明，才抢到车票。艰辛辗转，坐闷罐车沾一身煤屑，乘敞篷车被黄尘裹身，灰头土脸……第四天才返回山村。冻僵的手脚与震撼的身心，让我冥冥中萌生了开辟“延安归家坦途”的夙愿！
　　1971年秋，我参加了“兰宜战备公路”修建，这是北京经延安直通边疆的交通大动脉。志丹施工团长是原县委书记遆靠山。红都保安人民如当年保卫边区般鼎力支援。严冬缺油少菜，各村宰杀大羊集中送至工地，为我们补充能量。
　　我在施工团三连任文书，负责出刊板报、报道工程进度，工休时教民工唱红歌。最难忘的，是跟石匠学会打锤钻、点炮眼、开山崖。手掌磨出茧花，双肩能担料石，腰杆愈发硬朗。叮当的锤钻声、隆隆的开山炮，伴着《国际歌》在陕北大山中回荡，将我们置身时代奋进的前沿。工程将成，我在鏖战“过水崖”时不幸负伤，血洒亲手开辟的战备路。大山深处甘草镇医院手术的那晚，遆靠山团长亲临床前，送来关怀与工程竣工的喜讯，激励我一周后竟奇迹般站起。1972年春节前夕，我乘施工团卡车返回志丹。驶过我们用血汗铺就的新公路，心中满是开山筑路与归家的双重幸福，更为延安交通奉献青春而自豪。这是我人生路上，浓墨重彩、理想升华的一笔。
　　1994年盛夏，调回北京三年后，我随“北京知青回访汇报考察团”回到延安。终于，我们坐上火车，重返这片“第二故乡”。
　　“ 西延铁路”1973年立项开工，1980年因经济调整全线停建。当年奔赴圣地，后来调回北京，我们都未能坐上延安的火车，心中夙愿便是有生之年圆梦。
　　留守女知青延梅联络各方，积极奔走，促成“振兴延安经济汇报会”于1984年10月23日在北京召开。在各方关怀与推动下，西延铁路得以复工，1991年全线通车。1994年7月18日，我们考察团乘火车重返延安。
　　崭新的绿皮火车上，有28名知青子女随行。我在京城与延安均任教，肩负起管带这群孩子的任务。同行的朱宗英（曾任延安歌舞团副团长）担任文艺总指挥，他负责领唱，我亦并肩高歌。《延安颂》《军民大生产》等歌曲连环唱响，歌声动情，先吸引了好奇的孩子们，继而让他们忘情学唱《延安窑洞住上了北京娃》《共青团之歌》。
　　列车员与医疗队官兵称赞：“不简单！如今年轻人多往沿海特区奔，你们却奔赴贫困老区，有志气！”孩子们深受鼓舞，积极服务。我为这流动车厢里迸发的延安精神传承而心花怒放。三十年后，这些孩子已成家立业，他们在微信中邀约：“愿带孩子与老师一起，再回延安！”令我动容。
　　2024年金秋，我们二十余人的“感恩延安”回访团，已能乘坐现代动车重返延安。傍晚从北京西站出发，一夜抵达。启明星闪烁时，我们已站在延安土地上。七旬老人集体徒步宝塔山，备受赞誉。我们在市图书馆与延安各界联欢，还拜访了作家曹谷溪老师，并通过视频与北京的诗歌泰斗贺敬之先生相见。贺老动情道：“你们知青对延安贡献巨大！”众人热泪盈眶，齐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如今，西延高铁全线贯通，北京至延安仅需5小时，延安迈入“高铁时代”！半个世纪，我们知青从青涩少年，在黄土地磨砺，在圣地熔炉中成长。见证延安交通从无到有，从绿皮车到动车，再到高铁。在这骏马腾飞的丙午年代，我们期盼再乘高铁，走回家路，回延安看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