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开辟了新的实践场域。本文聚焦数字赋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两个核心范畴，深入剖析数字技术作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具体路径、现实困境与优化对策。研究发现，数字技术通过交往空间重构、参与主体激活、公共服务优化三重路径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但同时面临着基础设施覆盖存在盲区、应用能力分化、信息环境复杂等现实困境。针对上述困境，需要从持续推进设施补盲、分类开展技能培育、优化数字内容供给环境这三个方面协同发力，推动数字技术真正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积极力量。
 　 一、数字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要路径
　　（一）交往空间的重构
　　从覆盖程度来看，网络覆盖范围的扩大为交往空间的拓展提供了基础支撑。截至2025年底，全国移动电话基站总数达到1287万个，其中5G基站为483.8万个，占移动电话基站总数的37.6%；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服务持续在农村地区加快普及，全国农村宽带用户总数达2.04亿户。“宽带边疆”等专项工程的持续推进，进一步降低了接入门槛，移动互联网的广泛使用让跨地域交流从固定场所延伸至日常生活的各个场景。
　　从交往形态来看，虚拟空间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群提供了日常互动的新平台。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提出，网络社会的兴起使得空间形态从“场所空间”向“流动空间”转变，社会交往不再完全受制于物理距离。在实践中，社交媒体、即时通讯工具、短视频平台等数字应用，使各族群众能够在虚拟空间中进行日常交流、信息共享和情感互动，体现了数字技术对交往边界的拓展作用。
　　（二）参与主体的激活
　　数字平台的普惠性有效降低了参与门槛，激发了各族群众的主动参与。移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和智能终端的价格下降，使民族地区群众接入数字空间的成本显著降低。截至2025年底，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8.9亿户，其中5G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0.2亿户；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4521亿GB。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移动应用的丰富，为各族群众参与数字生活创造了必要条件。
　　在数字平台上，各族群众得以进行自我表达和主动参与。有学者提出，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从“政府主导”转向“合作生产”，通过设计多样的参与模式推动角色转换与关系联结，使主体在数字场域中实现深度协作。例如，一些地方构建的智慧政务平台整合了人社、民政、建设等多个部门的数据，形成覆盖社区各族居民的“云服务网络”。平台设置的积分激励机制，使群众通过“有事您说”“随手拍”等方式上传信息获得积分，将参与行为与激励机制相结合，推动各族群众从单纯的公共服务使用者转变为公共服务供给的参与者和监督者。
　　（三）公共服务的优化
　　数据共享与智能分析驱动公共服务从“粗放供给”走向“精准匹配”。数据资源的积累和算力水平的提高，使政府部门能够更准确地把握服务对象的分布特征和需求结构，为资源精准投放提供决策依据。数字平台推动政务服务从“群众跑腿”向“数据跑路”转变。如一些社区推行的“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工作模式，将网格员队伍打造为联系服务各族群众的联络员，通过日常走访和信息采集，将群众的实际需求通过数字平台反馈至治理中心，实现需求信息的及时汇总和分类处置，服务供给由此从“统一配给”转向“按需定制”。
　　远程服务技术的应用有效缓解了优质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例如，一些地方创新应用AI技术打造交互平台，推出AI宣讲员，将政策宣讲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相结合，以智能化手段实现政策信息的精准触达。通过数据共享和平台整合，原本分散在多个部门的服务资源得以统筹配置，群众的办事成本显著降低，服务供给与群众实际需求之间的契合度不断提高。
　　二、数字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困境
　　（一）基础设施覆盖存在盲区
　　数字基础设施是群众参与数字生活、享受数字红利的前提条件。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宽带边疆”“电信普遍服务”等重大工程，网络覆盖水平显著提升。然而，受地理环境、人口分布、建设成本等多重因素制约，部分偏远地区仍存在网络覆盖盲区。复杂的地形地貌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难度。地广人稀、居住分散的特点加大了网络覆盖的经济成本。通信企业在用户密度低、居住分散的区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时，面临着选址难度大、建设成本高、后期效益低等现实问题。此外，部分地区缺乏稳定的电力供应，也制约了通信基站的建设和运行。
　　（二）数字应用能力分化明显
　　有研究发现，公众数字素养整体水平有待提高，在数字素养普及和提升方面亟需加强。部分群众仅能完成社交软件的基础交流、短视频的被动浏览等简单操作，而在信息检索、在线办事、内容生产等进阶应用方面存在明显困难。在数字素养提升过程中，具有一定知识储备和学习能力的群体能够更快掌握新技术，而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则可能因能力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制约着数字红利在全社会的普惠性实现。
　　（三）信息环境复杂带来潜在风险
　　数字空间的信息传播具有速度快、范围广、互动性强等特点，这既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便利，也带来了复杂的信息环境风险。主流平台普遍采用个性化推荐算法，根据用户历史行为推送相似内容，可能使用户长期接触同质化信息，减少接触不同观点和文化内容的机会。当用户长期处于单一信息环境中，对不同群体的认知可能趋于固化，存在情绪化表达和群体对立的潜在风险。
　　三、数字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对策
　　（一）持续推进基础设施补盲
　　一是建立精准的需求识别与规划前置机制。通信网络建设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必须通过系统摸排明确最急需覆盖的区域和人群，将有限的财政资源和社会资本优先投向信号盲区，使基础设施建设真正服务于最需要的群体。二是构建跨部门协同的建设推进机制。通过建立林草、自然资源、通信管理等多部门的协同机制，简化审批流程、减免相关费用，可以有效降低建设成本，提高网络覆盖的深度和广度。三是完善长效运维保障机制。对于地处偏远、运维成本高的基站，应建立相应的成本分担机制，避免因经济效益差而导致服务中断，确保已建成基站的稳定运行。
　　（二）分类开展数字技能培育
　　一是构建分层分类的培育对象体系。应根据年龄、教育程度、语言使用习惯等因素，将群众区分为不同层次，设定差异化的培育目标。二是建立贴近生活场景的培育内容结构。数字技能培训必须紧密围绕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的实际需求设计课程内容，使培训内容具有直接的实用价值。三是形成多元主体协同的培育机制。政府应发挥政策引导和资源统筹作用，将数字技能培训纳入公共服务体系。高校和专业培训机构可以利用其教学资源和专业优势，开发系统化的培训课程。企业可以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开发适老化的应用教程、双语教学资源等。
　　（三）优化数字内容供给环境
　　建立健全算法推荐服务的行业标准和伦理规范，引导平台优化算法设计，在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保持内容推荐的多样性和平衡性。建立政府监管、平台负责、社会监督的多层次内容治理机制。政府部门应加强对网络内容的法律规制，对违法违规内容依法处置。平台企业应落实内容审核的主体责任，完善人工审核与技术筛查相结合的审核机制。加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典型事例等优质内容的创作扶持力度，充分利用数字平台的传播优势，扩大优质内容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使主流声音在数字空间中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持续深化数字技术的有效应用，以数字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对于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逐渐从单向引导转变为各族群众的自觉参与和深度融入。
　　〔作者单位：帕尔哈提江·艾比卜拉，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李欣凭，新疆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本文系新疆社会科学院院级青年专项项目《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以和田县朗如乡为例》（25QYJ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