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任弼时在关于党性方面有许多论述，是他党性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任弼时明确提出了测量党性程度高低的五个主要标志。一是“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二是“要与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作坚决的斗争。这个斗争是测量党员的党性的主要标志之一”。三是“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也是测量党员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四是“遵守纪律、服从组织也是测量党员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五是“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经常使我们党的威信在群众面前提高起来，使得广大群众信赖我们的党，为我党的力量的雄厚和增大而斗争的精神，也是测量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
　　在这五个测量标准中，涵盖了政治觉悟、实际行动、先进理论、个人与党的关系、团结统一、斗争精神、组织纪律、联系群众等多个方面，足见任弼时在延安时期对党性相关内容有着全面系统和非常深刻的思考与见解。他明确指出了用“ 行动”来测量党性，不但把党性看作理论方面，也视为实践方面。同时，他指出要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并灵活运用。“要在领悟马列主义理论方面修养自己，培植自己，坚定自己。……然而要灵活地、切乎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在五个标准中，他三次提到了斗争精神，即为坚持正确理论而斗争、为党的团结统一而斗争、为党的发展壮大而斗争，充分体现了他对党员干部担当精神、责任意识的重视。这是延安时期任弼时在关于党性教育方面的重大理论创新。
　　在此基础上，任弼时特别强调同各种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作斗争，这也是他在该时期党性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多次指出：“只有使我们党内部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使党团结统一，才能更加发挥我们的力量，才能更加有力量来坚持斗争，才能度过最困难的时期，走向胜利。”他号召党员干部要增强党性，“就得与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状态、独立主义、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作斗争”。他对宗派主义这种不讲党性的危害，认识十分深刻，要求坚决反对并肃清：“宗派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宗派主义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完全孤立起来，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内部不团结甚至使我们党解体。”他把同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置身于事关“伟大的历史任务”的重要位置，要求增强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党性，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这些反对错误倾向的党性教育思想，对于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都有重要意义，是延安时期党性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除上述内容外，任弼时党性教育思想还体现在把党性与宣传工作紧密联系。在1942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党报问题时，任弼时发言认为：过去我们还没有把党报当作贯彻党的政策的武器，报纸内容与中国及根据地的实际关系不够，存在着严重的党八股与公式化，作为党报，党性体现不够，在整顿三风中，党性体现更不够。他提议：各研究机关要注意供给报社材料，报社也要与各部委联系；《党的生活》栏目的编辑，可以参加党务研究室活动等。任弼时所强调的这些内容，都是增强党性所必须做到的，那就是党报要传播党的声音，内容要贴近实际，对增强党报的党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任弼时明确提出，党性所包含的各方面内容，是可以通过锻炼、培养、教育而得到提升的，而且强调了长期性，深刻揭示了党性和党性教育、党性锻炼的密切关系，把这几方面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这些论述，共同构成了延安时期任弼时党性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党性理论建设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