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潜绩”观是以“民惟邦本”为核心，以“功成不必在我”为特质的治理智慧，强调政绩的长期性、基础性和可持续性，这一观念植根于儒家民本思想与道家自然哲学的交融。《尚书》“民惟邦本”的政治伦理奠定了其价值根基，《道德经》“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的境界追求塑造了其实践品格。从都江堰“深淘滩、低作堰”的治水方略到郑国渠“引泾注洛”的战略布局，古人通过代际接力完成重大工程，展现出超越任期局限的战略定力。这种治理智慧在当代仍具有重要启示，即真正的政绩不在于短期数据增长，而在于为社会发展积蓄深层动能，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的制度基因与生态遗产。
　　历史实践中的“潜绩”典范彰显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治理境界。战国时期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以“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科学理念，历时十四年建成“鱼嘴分水、飞沙堰泄洪、宝瓶口引水”的系统工程，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其效益跨越两千余年而不衰。北宋范仲淹治理杭州时，不仅疏浚西湖、修筑海塘等显性工程，更注重建立“岁修”制度保障长效运行，同时创办府学培养人才，其“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执政理念将“潜绩”意识升华为士大夫精神。明代潘季驯四次治河，以“束水攻沙”理论根治黄河水患，虽未获即时褒奖，却为明清两代河防奠定技术基础。这些案例共同印证了“潜绩”的本质是通过基础性、制度性建设实现社会系统的持续优化，其价值往往在时光沉淀中愈发彰显。
　　当代治理可从“潜绩”观中破解政绩焦虑，关键在于重构政绩评价的价值体系。当下一些地方出现形象工程、数据政绩，根源是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短期功利主义损害治理生态。推动“ 潜绩”观现代化转型，应从三方面着手：一是树立时间正义，政绩考核突破任期界限，对生态、教育、医疗等长效工作实行跨届接续评价；二是搭建系统均衡框架，摒弃GDP单一指标，构建涵盖民生、文化、生态等多元内容的综合评价体系；三是健全容错激励机制，以制度划定试错范围，对长期战略类“潜绩”项目给予扶持，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基础研究等长远领域。
　　树立正确政绩观，核心在于实现“显绩”与“潜绩”、个体与集体、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需依托制度、文化、技术协同发力，培育新型政绩观。“显绩”与“潜绩”的统一，要求兼顾即时见效的“显功”与长期积累的“潜功”。交通基建等显性成果需重视，而制度完善、人才培养等“潜绩”虽短期内难见成效，却是发展的根基，二者缺一不可。个体与集体的统一，需打破“唯上不唯实”的惯性，以群众满意度为根本标尺，将个人政绩融入集体发展与民生福祉中。传统与现代的统一，要深挖“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内核，同时运用数字技术激活“潜绩”管理的现代效能。在实践层面，制度设计上需建立“潜绩档案”追溯机制，构建任期长期投入的“历史责任链”，规避“新官不理旧账”的短期行为。档案不仅记录工程效益，更纳入民众口碑、文化影响等质性评价，让“潜绩”成为连接过往、当下与未来的治理纽带。文化浸润中，要弘扬“十年树木”的治理哲学，超越效率至上的思维，认同社会治理的非线性规律，将“前人栽树”的集体记忆转化为行动自觉。技术层面需构建“多维政绩图谱”，可视化呈现生态、民生、文化等指标的动态关联，助力治理者感知非即时量化的社会变迁。
　　从李冰治水到红旗渠精神的形成，“潜绩”观始终是使中华文明能够绵延不绝的重要密码，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政绩是写在山河大地上的诗篇，是刻在百姓心里的口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只有把“潜绩”意识融入制度设计、干部考核及文化培育之中，才能够避免出现“一代人的政绩，几代人的包袱”这种情况，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累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以跨越时空的治理智慧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作者单位：中国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202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一般项目“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成逻辑与演进规律研究”（23A11347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