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首次提出“政治领导力”这个新的时代课题。政治领导力关乎执政党的成败兴衰，是一个政党在复杂环境中把握方向、统揽全局、凝聚力量的核心能力。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党的领导与政治实践的结合。遵义会议是党确立正确领导的关键转折，奠定了长征胜利的政治前提，实现了红军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转变。回溯这一关键时期，可为新时代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提供历史镜鉴。
　　1930年底至1931年9月，红军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三次“围剿”，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根据地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但在这一阶段，党内出现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对革命全局造成不利影响。六届四中全会后，党内部分同志在革命道路、斗争策略等问题上坚持不符合实际的主张，推行以城市为中心的斗争路线，忽视民主集中制原则与根据地建设规律，导致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面临严峻局面。1933年2月至3月，周恩来、朱德等同志运用符合战场实际的战略战术，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1933年9月，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围剿”，当时的军事指挥存在单纯防御、堡垒对堡垒等错误战术，未能有效应对敌军进攻，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惨痛教训，促使党内同志深刻反思，为遵义会议召开凝聚了共识。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立足革命实际，总结失败教训，批判错误军事路线，得到多数同志拥护。会议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此后，系列会议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核心地位，为红军摆脱被动、赢得主动提供了组织保证。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阶段。
　　遵义会议推动党在领导核心、思想路线、斗争策略上实现历史性转变，为政治领导力提升筑牢根基。在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红军灵活调整战略部署，四渡赤水突破敌人围追堵截，彰显了科学精准的战略决断与指挥能力。长征途中，红军严格执行群众路线与民族政策，密切联系各族群众，赢得广泛支持与拥护，不断提升群众组织与社会动员能力。遵义会议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与外部联络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作出重大决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至长征胜利的实践，为党的政治领导力建构提供了三条宝贵经验：第一，领导核心是政治领导力形成的关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通过统一思想、坚定信念，使红军在极端困难中保持强大凝聚力，为后续长征胜利乃至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第二，实事求是是政治领导力形成的根本遵循。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彻底摒弃教条主义的束缚，从战场实际和敌我态势出发灵活制定战术，并勇于纠正党内错误，为政治领导力提升提供了重要思想方法论。第三，独立自主是政治领导力形成的重要原则。党坚持从中国国情与革命现实出发，自主判断形势、自主作出决策、自主解决内部问题，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走出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遵义会议至长征胜利的这段峥嵘岁月，是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力形成与锤炼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锻造的强大政治领导力，为长征胜利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后续革命、建设、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应传承长征精神，汲取历史智慧，稳步推进民族复兴征程。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