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七里铺建有杜公祠，傍山而居，坐东向西。其下为繁华街衢，人流熙熙攘攘。街衢下杨柳夹岸，杏水河缓缓流淌。其祠粉墙黛瓦，红楼壁立，器宇轩昂。诗圣杜甫伫立正堂，神目如电，其貌堂堂焉，其风赳赳焉，为一方文化圣殿，高端旅游景观，游者无不肃然，文人墨客无不惶惶然戚戚然焉。
　　泱泱中华，上下五千年，诗歌以唐为盛，以李白杜甫为盛中之盛。凡二君临幸之地，哪怕颠沛流离，后世大多建有纪念性祠堂，或炫示文化禀赋，或打造旅游景观。即使李杜未曾驾临之地，亦乐于为其挥金斥银，立祠造庙。“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为其身世而唇枪舌剑、你争我夺者有之，为其踪迹添油加醋、著书立说者有之，甚至惹出笔墨官司，诉诸公堂。以至二公频繁变换户籍行踪，历史真真假假、扑朔迷离。更有甚者，虽然李白自称“家本陇西人，先为汉边将”，而吉尔吉斯斯坦言之凿凿，李白诞于该国托克马克城，为其国文化先驱，赴中国访问学者；韩国竟称孔子、屈子皆为其国精英，并堂而皇之建孔庙，心安理得过端午节。
　　之所以出现以上乱象，究其实，一为争抢文化，包装其人其地，壮大门面；二为树立招牌，吃文化饭，招财进宝。尽管李杜二人生前大部分时间囊中羞涩，四处流浪，与孔方兄少有缘分，最缺的就是人民币。令人十分安慰的是，延安杜公祠名副其实，杜公确与延安有缘，曾两次与延安交集。尽管杜公造访延安时，饥寒交迫，露宿街头，而延安人人不识此公，文人雅士至今扼腕叹息，追悔不已。
　　延安府志云，“川口有唐诗，杜拾遗祠，记像石室。登望杜亭，得地高爽，俯瞰河流。祠有石刊，墨人骚客多赋凭吊。”可见延安为公建祠古已有之，原址在城东川口。国史亦云，唐天宝十四年夏，长安暴发中华由盛而衰拐点的“安史之乱”，八品小吏、长安著名愤青、叛军通缉犯之一杜甫于乱军中侥幸逃脱，挈妇将雏，长途跋涉，辗转来到鄜州羌村。羌村在延安富县南，今尚遗有“杜公窑”，为公旧居。旧居为两孔土窑洞，坐东向西，其下一河蜿蜒，向东流去。
　　为追寻同样逃难到甘肃灵武的唐肃宗，杜甫离开羌村北上，经石门，过徐寨，越万花山，出杜甫川，到达延安七里铺。万花山四季常青，春来牡丹挡道，秋至野菊绕膝，青山绿水，十里花香。山下即为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家乡，据说木兰故里其名花源屯即为杜公所赐。
　　杜甫来到延安，朔风劲吹，日暮乡关，饥肠辘辘，举目无亲。乞得一饭，草草果腹。向晚，将身来到一石崖下，天当房，石当床，鞋当枕，蜷身柴火旁，瑟瑟望月亮。想那杜甫胸怀出将入相、为万世开太平之志，而黑夜漫漫，前路茫茫，当晚一定愁肠百结，浑身透心凉。逗留数日，继续北上，途经安塞芦子关，不幸为叛军擒获，披发戴枷，押解长安。越九月，公冒险逃脱，穿越两军对峙防线，投奔凤翔，被肃宗任为言官。后因多嘴多舌而遭贬，复回羌村探亲。杜甫两次延安之行，深谙边塞之苦，民生之艰，创作出《三观水涨》《晚行口号》《玉华宫》《避地》《得舍弟消息》《羌村三首》《北征》《彭衙行》《喜闻官军已临贼境》《收京三首》等现实主义史诗。
　　杜公乃五百年方一出的旷世诗人，其想象力可以使江河倒流，鸡毛上天，但是他绝对不会想到，唐以降，他那天晚上露宿的破石崖竟庙堂临街，地脉嘉胜，文脉浩荡，以杜公祠名之。延安杜公祠最早建于何年，无考。唯知由于兵燹，其兴亦勃焉，其亡亦速焉，兴兴废废，历代不绝。宋时，陕西经略使范仲淹曾亲笔题书“杜甫川”三字镌于今址石崖，已建有祠。清道光年延安知事陈炳林复刻“少陵川”于壁，重建祠堂并望杜亭。祠门两侧石刻联语：清辉近接鄜州月，壮策长雄芦子关。同治遭兵毁，光绪又复修。21世纪初，政府拨付专款，凿石拓地，大兴土木，起红楼，建亭台，立祠造像，存摩崖石刻，展诗圣经典，其祠为历史最佳形制。祠对面公曾行走的山川亦以杜甫川名之。
　　延安这座城邑，虽然地瘠民贫，而每当国家危亡之际，总有民族精英前来，成就事功，改写历史，留下众多文化遗存。文化乃一人一城一国之灵魂。朱轓皂盖终归寥落成灰，倒是褪色青衫偶尔涂抹的诗文却镌刻山河，成为人人心中的故乡。杜甫的人生告诉我们，高贵往往与苦难相随，而正是这种高贵，化解历史心头冰雪，点燃文明荒原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