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回忆起1969年1月18日坐上西去列车的时刻，都让我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思绪一下子回到了那个年代……
　　列车到站后，我们下了火车再换乘大卡车，这是有生以来坐过的路程最长的敞篷大卡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来到了目的地——白马滩公社。我们15人被分到了乱石滩小队，接我们的村干部早已等在那里。记得当时我手里提着一个小手提箱，走了一段路之后，有个村民热情地走到我身边帮我提箱子，我说了声谢谢后，低下头看见他脚上穿着一双大大宽宽的布鞋，浓浓的陕北话我虽然听不懂，但是能感觉到这里的村民淳朴善良。
　　走了很久的路，终于到了村里。吃晚饭时老乡们拿出白馍、猪肉丸子、烩菜、炸油糕给我们接风洗尘，当天晚上，生产队还特意在会议室为我们安排了欢迎晚会。在晚会上发生了一件让我永生难忘的事情，生产队长和妇女队长讲完话后，有人提议让女孩们每人唱一首歌，我一听心里顿时紧张起来，因为我五音不全，唱歌总跑调。为了逃避，我找了借口溜出了会议室，可我忘了会议室门口中间一米多高的台子没有台阶，扑通一声横着身子摔了下去。外面漆黑一片，我又哭又喊，会议室里也顿时乱作一团，只听队长大声叫着“连增，连增”，村里赤脚医生李连增匆忙跑到我身旁，紧接着就被抬到了一间小屋，李医生给我做了检查，还打了一针。当时没有什么大碍，只是害怕，注射的也都是安定和止痛剂。
　　从那天起村民们一连好几天来看我，给我送来了核桃、大枣、柿饼等等。老乡们嘴里念叨着：“哎哟，把娃娃吓坏了。”今天，回忆起这件事仍然非常感动，永远忘不了这些善良、纯朴的乱石滩村人。
　　插队四年，不仅让我学到了一些农业知识，同时在劳动中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记得春季担粪时，我们每人两只大筐，有时从牛羊圈担到地里要走很长的路，对瘦弱的我来说是一件吃力的事情，但是也有特别能干农活的女同学，她们的粪筐比我的也大很多，走起来跟村里的老乡不相上下，这让我很是佩服。当时所有劳动报酬都记工分，到年底再算账和分口粮。妇女同志最高工分是每天11分，两位能干的女同学都被评为11分，可我每天只有9.5分，现在想想很是惭愧。有时贪玩会借着休息的时间去半山上摘酸枣，那里的酸枣跟北京的大不相同，圆溜溜的可好吃了。我们还把摘来的酸枣晒到房顶上等冬天再吃。
　　在村里我曾和李瑞雪同学负责板报宣传，我们利用板报及时宣传国家最新政策方针及卫生知识、生活常识等，深受村民们欢迎。农闲的时候，还会编排一些文娱节目如舞蹈、歌唱等，每次演出时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会来看，聊天时他们总是说：“北京娃太好啦，真舍不得让他们走。”农村的劳动生活使我们与这里的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我喜欢那里的青山绿水，我喜欢上山砍柴，更喜欢下到清清的小河里捞小虾。站在河中的大石头上用筛子轻轻地一捞，一层小虾就上来了，回到灶房用韭菜一炒，红红的小虾配上绿绿的韭菜，真让人回味无穷。
　　时间一长，我们就与村里的妇女们情同姐妹。每次回京探亲都想给她们带一些礼物，尤其是北京产的白色和棕色的塑料鞋底，送给她们时别提多开心了。
　　我爱乱石滩的大山。山上有很多核桃树、柿子树、枣树。我还喜欢山里的五味子、野葡萄……很多地方是我永远的思念。
　　1988年年初我返城回北京，分配到石景山区冰箱厂工作，孩子上学后我们过着平凡的生活。现在我已步入老年，享受着悠闲的退休生活，但是我永远记得插队的小山村——乱石滩。
　　刘华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