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初，我们一行人乘火车南下，心怀不舍，风尘仆仆，从北京辗转至陕西省黄龙县城关镇后街生产队，开始了新的生活篇章。
　　不久，黄龙县城迎来了一场大雪，将通往四方的公路尽数掩埋于皑皑白雪之下。按照当地惯例，县城周边的公路积雪清扫工作被分配给了周边的生产队，而我们后街队则负责起了县城西边通往洛川县的坡道路段。
　　那日，我们这些刚到的知青跟着社员们一同踏上了清扫积雪的征途。天气阴冷，社员们的精神似乎也被这寒冷的天气所影响，边清扫路面边聊着家常。就在这时，前方路上传来的口号声打破了这份宁静，声音愈发清晰。待他们走近，我们才看清，原来是一伙社员正押着一个戴着高帽子的人，喊着“打倒坏分子”的口号，沿着下山的路向县城推进。这些人边走边回答我们的询问，声称要将那个“坏分子”送往县公安局。
　　晚饭后，我们聚在温暖的窑洞里聊天休息，与外界的冰天雪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在这时，一个同学从厕所回来，带来了一则惊人的消息：白天被押往公安局的“坏分子”竟然被放了，正往回走呢。由于县公安局距我们住的地方不过几百米之遥，这个消息迅速点燃了我们的好奇心和愤怒。不知在谁的提议下，我们几个同学冲了出去，很快便将那个人重新押回了我们住的窑洞。
　　我们让他站在窑门口处，低着头面对我们，具体询问了些什么如今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让他老实交代罪行。然而，这不过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无聊之余的一场恶作剧罢了。我们让他弯腰低头站在窑洞门口的台阶上，折腾了他一个多钟头才放他离开。他疲惫不堪，跌跌撞撞地走进了寒冷漆黑的深夜。
　　后来，在出民工的日子里，我碰巧与那个倒霉的“坏分子”所在生产队的社员编在了同一个排。一次闲聊时，我向他打听起了那个人的情况。那位社员无不遗憾地告诉我，那个可怜人是个单身汉，不知何故得罪了那些批斗他的人，他们便编织了莫须有的罪名来批斗他，甚至将他扭送至公安局。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敢回生产队，也不知流落到了何方。
　　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内心充满了内疚和后悔。我们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对一个无辜者的雪上加霜，而我们却再也没有机会去改正这个错误。我只能向着天空和远方，默默地说一声：“大叔，对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