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冬天格外冷。12月22日，广播里一遍遍播放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第二天，我们这群六八届的初中生就被召集到学校，热血沸腾地决定向延安出发！
　　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的行李送行。那行李简单得可怜：一条线毯裹着棉花的褥子，一床薄被，两件换洗衣服。火车开动时，车窗外的父亲越来越远，我的眼里洇开一片模糊的水雾。
　　没想到列车在永定门就停了。我们在德外公安学校等了整整一周，最后等不到大部队，我们踏上了西行的列车。穿过华北平原，越过潼关，当火车在西安站停靠时，月台上“欢迎北京知识青年”的红色横幅在寒风中猎猎作响。
　　真正的考验是从铜川开始的。敞篷卡车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间颠簸，扑面的风沙像砂纸般打磨着脸颊。到达洛川中学时，我们活像一群泥塑的兵马俑。欢迎会上，白面馒头和土豆熬菜的香气让我恍惚觉得插队生活或许没那么艰难。
　　这个天真的念头在去张家村的路上就被击碎了。村里人均不到两亩地，交完公粮后，家家户户的粮缸都能照见人影。
　　我们十个知青像种子般撒进这个清一色姓张的村子。我和三个男生分到粮库旁的窑洞，泥坯墙上还沾着麦粒。前两个月，队里派人帮我们做饭担水，直到发现要扣工分——男劳力一天挣九分，女劳力六分，一个工才三毛一。我们咬牙开始独自承担，这才真正感受到农村生活的艰辛。
　　最要命的是吃水。塬上的井有十几层楼深，井绳要两人抬着走。轮到我家绞水那天，水桶突然坠井。按规矩得自己捞，我被井绳捆着缓缓放下。井底阴冷潮湿，手电光里塌陷的井壁像野兽龇着的獠牙。当我勾住水桶时，抬头看见井口只有铜钱大的亮光，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坐井观天”。
　　打柴更是一场生死历练。有一回我和安民进沟砍柴，返程时柴捆被树杈挂住，几十斤的硬柴直接滚落沟底。这个沉默的陕北后生二话不说攀下悬崖，把柴火一捆捆背上来，只说了一句：“背柴要眼观六路。”后来，想起他连夜给我做行李箱时刨花飞溅的样子，像极了那日沟底扬起的黄土。
　　在农村过的第一个春节，老乡们送来许多好吃的。我们十个知青挤在土炕上，望着窗棂外的星星，哭声便再止不住了。那一刻才懂得，乡愁是胃里翻腾的玉米糊，是磨盘上晕眩的汗水，是井底望见的那一小片天。
　　转年修水库时，我带着老少成员组成的“杂牌军”完成十七人的定额。最拼命那天，我从天空亮起的启明星干到北斗亮，营长打着手电找到工地，硬把我拽回窑洞。而当我们徒步拉练到延安，站在宝塔山下时，满脚的血泡突然就不疼了——原来这片土地早把坚韧刻进了我们骨头里。
　　1972年招工来临那天，安民蹲在院门口，脚边放着连夜赶制的木箱。没有油漆的箱体散发着清新的木香，就像我们被黄土重塑的青春。卡车驶离时，后视镜里他挥手的身影越来越小，恰似四年前站台上的父亲。
　　如今五十七年过去了，那些用脸盆和面、与老鼠分粮的日子，那些在井底仰望未来的日子，都成了生命年轮里最坚硬的部分。每当自来水哗哗流淌时，我总会不由得想起黄土塬上那口老井，想起一句谚语：“吃水不忘挖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