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77年的一个傍晚，门诊部已经关门，取药的人很少。我在医院的药房值班，正低头整理处理完的药方时，突然看到窗口人影一晃，抬起头来发现是一个熟悉的面孔。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病了吗？”我问。
　　“噢，没事儿。我是到延安来办事的，住在区委大院儿一孔窑洞里。没人说话，怪闷的。到你这儿来转转，聊聊天儿。”
　　这是大名鼎鼎的孙立哲。我们来自北京不同的中学，在陕北同一个公社插队将近六年，两个村庄相隔十里地。从我们村去公社，会路过他们村关家庄。
　　他是模范知青，又是远近闻名的赤脚医生。我听过许多老乡讲他的传奇故事，也亲眼目睹过他为老乡做手术，应该说是老熟人了。初次见面是在从我们村到公社医院的路上，他那时已经小有名气，但短短的交流，还是让我非常吃惊。
　　那天，老乡赶了一辆驴车，送我们村的一位女生到公社医院看病。她心慌气短，手伸出去时不停地哆嗦。出发之前，我查了《农村医生手册》，据说这本书孙立哲可以倒背如流，看起来，同学的病像是甲状腺机能亢进。
　　过了关家庄不远，只见一位高个子男知青迎面走来。“那就是孙立哲，可以请他先看一看。”老乡说，“他治病可能行了！”
　　老乡把车停在路边，让孙立哲给车上的病人看病。他正要回村里去，没有带听诊器。走到病人身边，仔细检查，然后让病人手上托一张纸，看了看，然后说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紧接着就列举了甲亢的各种症状。
　　我着实被惊到了！
　　甲亢不是当地的常见病，他当赤脚医生时间不长，不知是否接触过那种病；即使他熟读了《农村医生手册》，甲亢只是书中描述的许许多多疾病的一种。他手边没有书，更没有时间去查阅，竟然开口就可以把那种病的特点说得清清楚楚！
　　虽然两个村之间的距离不远，但我与孙立哲之间的交往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们来自不同的学校，性格也大不相同。他热情外向，我则较为内敛。因此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安静地坐在一起，不紧不慢地聊天。
　　我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念头，“你可以教我和我的朋友英语吗？”
　　“当然可以！我每天都可以来。”他顿时来了精神。曾听说孙立哲的父亲是留美的，在家里他们兄弟三人和父子之间交谈都是用英语，所以他的英语也很棒。
　　我们商量好了日程和教科书《许国璋医学英语1-4册》就开始了。课程安排是每日一课，我们自己预习生词，念课文。老师来的时候，我们要把课文从头到尾念下来，他指出课文中的生词，让我们翻译、解释。然后把课文整体解说一遍，答疑之后就开始新的一课。
　　第一、二课还比较容易对付，往后就越来越难了。我发现，除了上班以外，我得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学习和复习英文，背单词、念课文、做作业，完全没有时间顾及其他事情。有一次，我和室友两个大活人，居然把取暖的炉子给看灭了！
　　孙立哲老师每天骑一辆旧单车准时到达，把车放在我们宿舍楼的门道里，上到我们二楼的宿舍就检查督促我们学习。在我们自己学习时，他便忙着烧火，做菜。食材都是他路上买来的，有肉类、豆腐、蔬菜等等。这时，我才发现他不但是个好老师，而且还是一个好厨师！
　　在这样紧张的学习中，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的英语有了长足的进步，伙食也改善了。
　　后来，立哲告诉我们，他的自行车坏了，无法来给我们上课，我们的学习班恐怕得结束了。那时，我们已经学完了许国璋英语第三册，第四册刚开始不久，他希望我们能够自己完成这一册书的学习。后来他患病住院，我们去探望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向他汇报我们学习的进展情况，提出问题并得到他的指导。没有严师亲临督促，学习起来困难多了，但我们还是努力地坚持着。
　　回到北京以后，他上了大学，又到美国留学，然后在美国开了自己的公司，事业很成功。靠着他给我打下的英语基础，我成功考上中国社科院与美国加州大学联合举办的英语培训班。
　　一年结业后，我报考美国的大学，他为我付了托福考试的费用，还承诺做我的经济担保人。我没有受过学校的英语教育，而托福考试的分数却达到了美国大学的要求，实现了到美国留学的梦想，获得博士学位，最终成为大学教授，其中自己当然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然而，没有立哲老师的精心调教、鼓励和督促，这一切便无从开始。
　　我的室友也靠那时的英语基础通过了单位的英语考试，得以晋升。对他的教导和支持我们一直心怀感激，也希望他在生活中遭遇逆境时这段意想不到的插曲能给他带来温馨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