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经济活动始终围绕“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闭环展开。工业革命前，消费以生存型为主导，棉布、瓷器等商品虽已形成跨区域流通，但消费规模受限于生产力水平。19世纪百货公司的兴起标志着消费主义进入大众化阶段，商品开始承载身份认同与文化符号功能，广告技术的革新更将消费行为与“理想生活”深度绑定。凯恩斯主义兴起后，消费被赋予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属性，通过刺激需求缓解产能过剩矛盾，形成“消费即爱国”的社会共识。当前，全球消费结构呈现两极分化：一方面，新兴经济体中等收入群体壮大催生服务消费升级，2024年，中国服务消费占比已达46.1%；另一方面，高净值人群的炫耀性消费与部分群体的低欲望生存并存，折射出财富分配失衡与预期不稳的深层矛盾。
　　现代经济面临的挑战便是储蓄悖论与流动性陷阱。储蓄作为消费的中间状态，本质是跨期资源配置行为。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居民储蓄率仍高于疫情前水平，欧美家庭亦因通胀压力增加预防性储蓄。这种“存钱抗风险”的心理，导致两大结构性矛盾：一是财富沉淀效应。全球1%人群掌握45%的金融资产，但其边际消费倾向仅为0.2，远低于中低收入群体的0.7。资产过度集中削弱消费乘数效应，形成“富者愈富、循环停滞”的困局。二是流动性的衰减危机。当储蓄转化为长期固定资产（比如房产）或低风险金融产品时，货币流通速度下降。2023年，欧元区M2流通速度降至1.1的历史低位，加剧通缩压力。因此，各国尝试通过政策组合破解困局：欧洲央行启动降息周期，力图降低储蓄收益预期，越南通过数字平台促进供需对接，德国以财政预算保障增强家庭消费信心，中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明确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本质是存量争夺的极端形态。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通过美元霸权与国际贸易规则重构，推动全球化生产分工。然而，当前逆全球化浪潮与供应链区域化趋势，迫使各国重新审视调控工具。一是科技赋能新消费。人工智能、绿色技术催生新型消费业态。中国“人工智能+消费”战略已培育出DeepSeek等领军企业，2025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9.1%。二是通过制度性破局。欧盟通过《数字市场法案》打破平台垄断，中国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均旨在降低交易成本、释放消费潜力。三是加强民生导向调控。加拿大通过工资增长5.9%提振家庭支出，中国建立育儿补贴与养老金动态调整机制，将消费激励与社会保障深度融合。
　　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中国选择以结构性改革推动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一是将供给侧升级，实施设备更新与消费品以旧换新，2024年，带动相关销售1.3万亿元；二是将需求侧激活。发展冰雪经济等新业态，2025年，服务消费占比预计突破50%；三是加强制度性保障。构建“就业—收入—消费”增强回路，通过技能培训、中小企业扶持提升居民可持续消费能力。中国方案凸显了两大创新：将消费振兴与共同富裕目标结合，破解财富分配失衡；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协同发力，避免过度刺激导致的债务风险。
　　消费主义的未来治理需超越短期刺激思维，构建三层体系：
　　在个体层面：完善全生命周期社会保障，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一是通过全民基础医疗、普惠托育和终身教育账户制度，将家庭储蓄率从当前45%降至OECD国家平均30%水平；二是完善老年照护体系，可以释放家庭消费潜力；三是通过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技术在消费券发放中的应用，实现转移支付效率的提升。
　　在产业层面：加速绿色低碳转型，使消费升级与碳中和目标协同。一是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能源汽车产业通过车电分离模式，使电池循环利用率达到90%以上；再如光伏产业H JT技术突破使光电转化效率达26.5%，度电成本进入0.15元时代。二是强化需求侧响应机制创新，如在碳普惠平台构建个人碳账户，深圳试点实现居民参与度78%；持续强化共享经济平台资源利用率从32%提升至65%，目前闲置物品交易规模突破1.2万亿元。
　　在全球层面：建立包容性国际经贸规则，避免“以邻为壑”式调控。一是加强数字贸易规则重构，RCEP框架下的跨境电商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可以大大降低合规成本；区块链技术在国际碳信用核查中的应用，可以大幅降低交易摩擦成本；数字服务税（DST）多边框架避免重复征税，将释放200亿美元跨境消费潜力。二是加强气候治理共同体建设，如通过国际供应链ESG标准互认体系覆盖80%贸易商品，认证成本可压缩40%以上。
　　正如博鳌论坛提出的，消费不仅是经济循环的“稳定锚”，更是文明进步的度量衡。当各国摒弃零和博弈，转向制度创新与科技赋能的双轮驱动，全球经济方能走出“存量消耗”陷阱，迈向可持续的韧性增长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