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革命的至暗时刻，迄今已逾95载。彼时，党内屡遭重创，城市工人运动步入低谷，而农村的革命潜力与发展空间尚待挖掘。实践证明，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是军事战略的创新，更体现了深刻的哲学智慧和组织韧性。
　　空间重构中的战略韧性。一方面，传统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受欧洲革命实践影响，形成城市中心革命模式。近代中国城市被反动势力全面把控，布满军事力量和特务组织，革命力量举步维艰。占国土85%的农村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反动势力难以实现全面统治。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地理环境和政治格局的深刻洞察，创造性地提出将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这一战略转移并非退缩，而是主动构建战略纵深，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山区、边区建立红色政权，开启“星火燎原”新局面，展现出革命空间转移中的地理韧性。另一方面，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关键。井冈山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政策，改变了农村土地占有关系，农民成为土地主人，根据地逐步发展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共同体。中央苏区时期，党组织农民成立各类合作社，构建合作社经济体系，有效整合农村生产要素，显著提升生产效率，大力推动农村手工业与商业的蓬勃发展，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形成抵御经济封锁的机制，增强了根据地经济活力。这种“边界红旗始终不倒”的经济韧性，保障了根据地的存续，为革命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时间维度上的持久韧性。一方面，革命初期国内阶级矛盾突出，共产党革命矛头指向国民党反动统治。但随着日本侵华加剧，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毛泽东预判这一变化将深刻影响革命形势。基于对矛盾运动规律的深刻理解，及时调整策略，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团结全国力量共御外敌。对矛盾转化的动态把握，既彰显了党应对复杂局势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也让革命事业顺应时代潮流，反映人民诉求。另一方面，在革命力量积累上，党运用“波浪式发展”稳步推进革命，通过逐步扩大根据地的范围，建立从基层党支部到特区政府的完整治理体系。以闽浙赣苏区为典型，其探索出的“红色政权建设”模板涵盖党建、政权、军事、经济等多个领域，为革命政权建设提供了范例。通过复制推广这一模板，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当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党成功夺取全国政权。这种遵循量变质变规律的发展模式，有效避免了盲目冒进，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组织形态的适应性韧性。一方面，在群众工作层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红军群众纪律的核心内容，明确规定了红军与群众相处的行为准则，集中体现了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构成了区别于旧军队的鲜明标识。严格落实这一纪律，极大地增强了根据地民众对红军的深厚信任与坚定支持。同时，“子弟兵”制度的施行，进一步密切了红军与民众的关系，红军战士源于人民，与民众患难与共，携手抵御敌人。在反“围剿”作战期间，民众主动为红军提供情报、粮食等关键物资，红军则全力捍卫民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这种军民融合的共生模式，培育出深厚的社会资本，保障了红军在艰苦环境中获得持续的人力与物力支援。另一方面，在军事战略方面，“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凝练的宝贵成果。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踏上长征之路。在战略转移过程中，红军灵活运用迂回穿插战术，充分发挥自身机动性强的优势，巧妙避开敌人锋芒，以非对称作战方式精准打击敌人，成功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有力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这一非对称作战的弹性布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指挥上的卓越智慧与非凡灵活性，使得红军在敌众我寡的严峻挑战下，仍能顽强生存并不断壮大。
　　意识形态的包容性韧性。一方面，理论层面，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聚焦于工人阶级革命斗争。毛泽东则通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深入剖析中国农民的阶级构成、经济状况与革命潜力，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框架进行本土化重构。明确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强调农民群体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地位，主张只有充分发动和组织农民，才能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农民话语创新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以通俗易懂、贴近农民生活的方式进行阐释，从理论认知上唤醒了农民对革命的认同，激活了其潜藏的革命意识和革命主体性，使农民成为推动中国革命的关键力量。另一方面，文化层面，党创造性地借助地方戏曲、歌谣等民间文化形式开展革命宣传。《十送红军》《八月桂花遍地开》等文艺作品，凭借优美的旋律与质朴的歌词，生动表达了根据地民众对红军的拥护和对革命的信念。这些文艺佳作在根据地广泛流传，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革命豪情，构筑起一道连接革命队伍与人民群众的心灵桥梁。通过文化动员，革命思想得以深入民众内心，促使广大民众自发投身于革命斗争。
　　这种发展韧性在延安时期得以显著增强。“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成功实践，充分验证了“本土化结构变革”的切实有效，其精髓在于既坚持原则性又兼具灵活性，既能坚守底线又能开拓创新，其对“结构—过程—能动性”这一深层逻辑的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对现代社会各个领域均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与启示。我们应深入学习和研究这一理论，将其精髓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资源基础观理论中的“利基市场突破”范式与“农村包围城市”强调的渗透路径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主张通过深入分析消费者需求结构发现未被满足的细分市场，进行市场缝隙识别；通过建立以核心能力为基础的垂直整合体系，形成“小而美”的价值创造闭环；通过渐进式创新实现技术积累迭代和核心竞争力培育；通过构建以用户体验为核心的品牌认知体系，形成鲜明的差异化竞争优势；通过模块化生产体系实现快速转产能力；通过局部领域的资源聚焦形成非对称竞争优势。
　　现代治理理论中的“多中心治理”范式与“农村包围城市”强调的基层组织建设、群众路线方法论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主张以制度创新为引擎，推动基层组织去行政化改革，赋予其更多自主权与灵活性，激发基层活力；通过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机制，形成多元主体相互协作、相互补充的治理合力；通过构建全方位、立体式的基层组织网络体系，确保社会治理既纵向深入又横向拓宽，实现全面覆盖、无缝衔接；通过网格化管理系统对社会治理要素进行数字化建模，打造精准、全面的社会治理数据库，从而提高风险预警的敏锐度与响应效率；通过构建韧性十足的社会治理体系，推动风险防控由被动应对向主动适应转变，增强系统的自我调适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新结构经济学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范式与“农村包围城市”强调的空间选择、要素整合、比较优势发挥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主张避免盲目照搬外部模式，通过自身要素禀赋特征选择最优空间布局、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如贵州大数据产业、云南高原特色农业；通过要素禀赋升级推动系统结构质变，如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升级；通过建立“纵向转移支付+横向生态补偿”的财政机制，完善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通过资源禀赋通过“飞地经济”模式实现跨区域产业协同；通过在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领域提供公共产品，降低交易成本；通过加快自主创新步伐，提高科技自立自强能力，在挑战中寻找机遇、在困境中谋求发展。
　　（作者系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主任、副教授；南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