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年07月17日
延安时期中外文艺交流的翻译之路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之关键节点，也是中外文艺交流借由翻译实现创造性转化的重要历史时段。彼时，处于民族救亡与文化革新的双重语境，“翻译”早已超脱语言转换的浅层范畴，一跃成为衔接中外文艺资源、催生民族新文艺的重要枢纽。毛泽东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指向，为翻译实践注入大众主体性与文化创新的鲜活精神。此阶段，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译介、改编外国文艺成果，将外来艺术形式与中国民间传统深度交融，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间，构筑起独具中国特色的文艺发展之路，为当代中国文艺开展国际对话提供了珍贵的历史镜鉴。
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的翻译实践定位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延安时期的文艺翻译确立了清晰且关键的价值坐标。毛泽东着重提出，文艺“必须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创作原则。明确要求，在进行外国文艺的翻译与改编工作时，必须牢牢立足中国革命的现实状况，一心一意为工农兵的审美需求提供服务。在这样极具指导性的思想引领下，翻译活动也迅速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以往单纯的文化输入模式，转变为具有明确目标的创造性转化过程。一方面，文艺工作者严格以“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当作行事准则，在译介苏联等国家的革命文艺作品时，格外注重将外来的思想观念巧妙转化为中国民众易于理解、能够产生共鸣的叙事语言；另一方面，正式确立了“民族化”“大众化”的翻译标准，坚决要求外来艺术形式必须与中国传统艺术元素紧密结合，形成具有鲜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全新文艺形态。这种极具时代特色与实践意义的定位，在苏联文艺译介工作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延安时期，大量苏联小说、戏剧、音乐作品纷纷引入，如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经典之作，并非以原本纯粹的舶来品形式出现在中国大众面前，而是经历了译者精心的二次创作。译者们有的在语言风格上巧妙融入陕北方言那种质朴无华的特质，有的在主题阐释方面着重强化与中国抗战现实的紧密关联。就拿苏联话剧《前线》在延安上的例子来说，导演大胆创新，将剧中原本的苏联战场场景巧妙转化为中国敌后根据地的斗争情境，让观众在欣赏异域故事的同时，能够强烈感受到本土革命精神的呼应与共鸣。
二、外来艺术形式的本土化再造实践
延安文艺工作者在对外来艺术形式进行移植、融合、创新的实践中，彰显出非凡的创造性。新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团队直面难题，将西方歌剧的叙事架构与中国传统戏曲、民歌相融合。一方面，借西方歌剧分幕结构、咏叹调与宣叙调结合的声乐形式，搭建起完整的戏剧冲突框架；另一方面，深度挖掘河北梆子、山西民歌等民间艺术，将《小白菜》《青阳传》等地方曲调融入唱段创作，使剧中人物喜儿的悲怆、杨白劳的隐忍、大春的激昂，通过充满民族特色的旋律生动呈现。这般中西合璧，既突破了传统戏曲的程式化束缚，又化解了西方歌剧水土不服的困境，最终塑造出契合现代审美且扎根民间传统的“新歌剧”。而苏联革命歌曲的本土化改编同样精彩纷呈，《南泥湾》便是其中典范。曲作者马可在借鉴苏联进行曲节奏明快、气势磅礴特点的同时，巧妙融入陕北民歌《打黄羊》的旋律走向，使歌词既保有苏联歌曲的抒情基调，又洋溢着黄土高原的质朴风情。这种改编不是简单的旋律拼接，而是将苏联集体主义精神与中国军民大生产运动实际相融合，借歌词把苏联文艺常见的革命英雄叙事，转化为中国百姓熟悉的劳动英雄赞歌，达成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本土化改造。
三、翻译推动的文化价值重构与理论自觉
延安时期的翻译实践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一场充满张力的文化价值重构运动，其核心是文艺工作者基于文化自觉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当时，译介外来文艺成为重要途径，文艺工作者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思想资源引入中国，与本土实际深度交融，逐步构建起新民主主义文化价值观。以翻译苏联文艺批评家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为例，译者刻意突出“文学的阶级性”“人民性”等概念，并结合中国抗战文艺实践进行全新阐释，使抽象理论落地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切实创作导向。这种理论翻译与本土实践的碰撞，引发“民族形式”等重要文艺命题的讨论，艾青、周扬等理论家在借鉴苏联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独特见解，强调外来文化的消化吸收，主张从民间艺术汲取养分，塑造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在创作领域，理论自觉具体体现为对“旧形式新内容”的大胆尝试。秧歌剧《兄妹开荒》就是典型例证，它将陕北秧歌这一传统民间艺术与苏联集体农庄生产叙事相融合，剧中劳动竞赛场景既延续秧歌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又赋予“劳动光荣”“生产救国”等现代思想内涵，实现了民间艺术从节庆娱乐向革命文化宣传载体的转变。这一过程展现出翻译在文化革新中的深层作用，它不只是语言符号的更迭，更是文化基因的重组，其将外来“现代性”元素有机融入中国传统文艺，催生出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特征的全新文艺形态。
（作者单位：西安翻译学院英文学院；本文系西安翻译学院校级课题“延安文艺活动中的翻译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25Z06）
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的翻译实践定位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延安时期的文艺翻译确立了清晰且关键的价值坐标。毛泽东着重提出，文艺“必须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创作原则。明确要求，在进行外国文艺的翻译与改编工作时，必须牢牢立足中国革命的现实状况，一心一意为工农兵的审美需求提供服务。在这样极具指导性的思想引领下，翻译活动也迅速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以往单纯的文化输入模式，转变为具有明确目标的创造性转化过程。一方面，文艺工作者严格以“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当作行事准则，在译介苏联等国家的革命文艺作品时，格外注重将外来的思想观念巧妙转化为中国民众易于理解、能够产生共鸣的叙事语言；另一方面，正式确立了“民族化”“大众化”的翻译标准，坚决要求外来艺术形式必须与中国传统艺术元素紧密结合，形成具有鲜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全新文艺形态。这种极具时代特色与实践意义的定位，在苏联文艺译介工作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延安时期，大量苏联小说、戏剧、音乐作品纷纷引入，如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经典之作，并非以原本纯粹的舶来品形式出现在中国大众面前，而是经历了译者精心的二次创作。译者们有的在语言风格上巧妙融入陕北方言那种质朴无华的特质，有的在主题阐释方面着重强化与中国抗战现实的紧密关联。就拿苏联话剧《前线》在延安上的例子来说，导演大胆创新，将剧中原本的苏联战场场景巧妙转化为中国敌后根据地的斗争情境，让观众在欣赏异域故事的同时，能够强烈感受到本土革命精神的呼应与共鸣。
二、外来艺术形式的本土化再造实践
延安文艺工作者在对外来艺术形式进行移植、融合、创新的实践中，彰显出非凡的创造性。新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团队直面难题，将西方歌剧的叙事架构与中国传统戏曲、民歌相融合。一方面，借西方歌剧分幕结构、咏叹调与宣叙调结合的声乐形式，搭建起完整的戏剧冲突框架；另一方面，深度挖掘河北梆子、山西民歌等民间艺术，将《小白菜》《青阳传》等地方曲调融入唱段创作，使剧中人物喜儿的悲怆、杨白劳的隐忍、大春的激昂，通过充满民族特色的旋律生动呈现。这般中西合璧，既突破了传统戏曲的程式化束缚，又化解了西方歌剧水土不服的困境，最终塑造出契合现代审美且扎根民间传统的“新歌剧”。而苏联革命歌曲的本土化改编同样精彩纷呈，《南泥湾》便是其中典范。曲作者马可在借鉴苏联进行曲节奏明快、气势磅礴特点的同时，巧妙融入陕北民歌《打黄羊》的旋律走向，使歌词既保有苏联歌曲的抒情基调，又洋溢着黄土高原的质朴风情。这种改编不是简单的旋律拼接，而是将苏联集体主义精神与中国军民大生产运动实际相融合，借歌词把苏联文艺常见的革命英雄叙事，转化为中国百姓熟悉的劳动英雄赞歌，达成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本土化改造。
三、翻译推动的文化价值重构与理论自觉
延安时期的翻译实践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一场充满张力的文化价值重构运动，其核心是文艺工作者基于文化自觉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当时，译介外来文艺成为重要途径，文艺工作者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思想资源引入中国，与本土实际深度交融，逐步构建起新民主主义文化价值观。以翻译苏联文艺批评家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为例，译者刻意突出“文学的阶级性”“人民性”等概念，并结合中国抗战文艺实践进行全新阐释，使抽象理论落地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切实创作导向。这种理论翻译与本土实践的碰撞，引发“民族形式”等重要文艺命题的讨论，艾青、周扬等理论家在借鉴苏联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独特见解，强调外来文化的消化吸收，主张从民间艺术汲取养分，塑造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在创作领域，理论自觉具体体现为对“旧形式新内容”的大胆尝试。秧歌剧《兄妹开荒》就是典型例证，它将陕北秧歌这一传统民间艺术与苏联集体农庄生产叙事相融合，剧中劳动竞赛场景既延续秧歌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又赋予“劳动光荣”“生产救国”等现代思想内涵，实现了民间艺术从节庆娱乐向革命文化宣传载体的转变。这一过程展现出翻译在文化革新中的深层作用，它不只是语言符号的更迭，更是文化基因的重组，其将外来“现代性”元素有机融入中国传统文艺，催生出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特征的全新文艺形态。
（作者单位：西安翻译学院英文学院；本文系西安翻译学院校级课题“延安文艺活动中的翻译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25Z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