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下山丹丹这三个字，笔尖便像沾了火，纸页也似被“哧啦”一声灼出一条红痕。整整十二年，我在陕北的沟沟峁峁里滚爬行走，喝过最烈的糜子酒，唱过最酸的信天游，可只要闭上眼，最先跳出来的还是那一簇簇火苗般的山丹丹。它不是花，是陕北的魂，是被黄土高坡埋了半截还在仰头笑的一株株红精灵。
　　五月的陕北，风还带着小刀子。塬畔的草刚冒头，就被风像掐着脖子似的按回土里。就在这时候，山丹丹从酸枣刺、驴蹄窝里、塌了一半的墓圪崂旁、背洼处，冷不丁地探出一支支细长的小绿胳膊。那叶子绿格英英，像十七八的后生，骨头里憋着要炸裂的劲儿。再过半月，顶端便“噗”地吐出一粒火星，火星越烧越大，烧成一盏盏倒挂的小红灯笼，红格英英。
　　我第一次见它是在后洼梁。那天我跟着队长去修水坝，铁锹把震裂了虎口，血顺着木柄往下爬。队长忽然扯着嗓子喊：“北京娃，快看！”——坡底一丛山丹丹正开在悬崖边，风把花瓣撕成碎绸子，可那红反倒更艳了，像要替我把手上的血再烧沸一次。我愣在那儿，队长用烟袋锅子敲我后脑勺：“这叫山丹丹，咱陕北最美的婆姨花！”
　　陕北人把山丹丹唱进信天游，调子一甩，那股劲儿仿佛能把天剐下一层皮。汉子们唱：“山丹丹开花背洼洼红，看见妹妹就想死个人。”女子们回：“山丹丹开花一溜溜鲜，哪搭搭想起哥哥哪搭搭酸。”词粗，可那红是真红，酸也是真酸。
　　那些婆姨、女子们爱凑在一块儿纳鞋底，常把山丹丹的模样绣在鞋垫上。一针扎下去，红线在白布上蹦跳，像雪地里猛地蹿起团火。绣到花心时，总要将两股线拧成一股，说这样“心才实，男人走西口也不怕”。有个小女子手一抖绣歪了针脚，好好的花骨朵成了歪嘴石榴，婆姨们笑得前仰后合：“莫不是看上北京娃了？不想再困在这山沟沟里喽？”那女子脸涨得像山丹丹，啐道：“谁瞎琢磨谁就是吃屎的瓜娃娃！”
　　山丹丹开得最盛时，窑洞的窗户就成了天然画框。天刚蒙蒙亮，第一缕光准先落在窗棂那盆移栽的山丹丹上，花瓣薄如刚吹好的糖膜，血丝似的脉络里像淌着光。房东路大娘跪在炕上擦窗，嘴里念叨：“花红得正好，今年雨水足，庄稼定能多收几担。”她满脸皱纹被花映得通红，喜滋滋的，像被山丹丹吻过的黄土沟壑。
　　有一回我发高烧，满嘴胡话。路大娘把山丹丹的花捣碎，混着蜂蜜灌我，苦得我当场蹦起来。她拍着炕沿笑：“这花是药，专治城里人想家的毛病。”后来查书才知道，山丹丹鳞茎入药，可安神。
　　七月一场雹子，把一片山的谷子砸成了秃子。我站在崖畔，看见整面坡的山丹丹被冰雹砸得趴了窝，红花瓣嵌进泥里，像被踩灭的烟头。队长蹲在地头抽烟，烟锅子里的火星和残花一同熄灭了。
　　可第二天早上，那些弯折的茎秆又支棱起来，花瓣被风舔干净，露出更亮的红。队长用镢头挑起一丛给我看：“看见没？根在，魂就在。”那一刻我忽然懂了，为什么陕北人把山丹丹叫“打不死的红”。它们不是被种下的，是被风刮、被鸟衔、被羊蹄子踢到这里，自己长出来的。就像我们这些知青，说是来“扎根”，其实是被时代的簸箕颠到这里，却也在石缝里扎下了歪歪斜斜的根。
　　我去延安电厂的那天，全村人送我到大路口。路大娘把一朵刚开的山丹丹别在我扣眼里，花茎别断处渗出乳白的汁，像没有哭出来的泪。队长把烟袋锅子别在裤腰上，第一次用普通话说：“常回来，看花。”
　　车发动时，我透过蒙尘的后窗看见他们站成一排，像一丛被风刮斜的山丹丹。车转过山峁，我突然发现扣眼里的山丹丹少了一片花瓣——准是大娘掐的，她怕我“把心全带走”。我把那缺了一瓣的山丹丹夹进笔记本。后来它枯干了，艳红褪成了褐黄，可对着光一照，脉络里仿佛还淌着当年的光，簌簌地在纸页间流动。
　　三十多年后，我从居住的西安，以诗人与作家的身份回陕北。列车穿过隧道，黄土高原已由黄格英英变成了绿格英英。后洼梁已改名“山丹丹景区”，柏油路直通到后洼梁，崖畔修了观景台，也建起了高楼大厦，卖烤土豆、烤串的大娘，她的普通话比我还标准。
　　我在观景台上找到当年的队长，他牙掉光了，手里攥的烟袋锅子换成了不锈钢保温杯。我指着一丛人工培育的双瓣山丹丹问：“这还是咱当年的种？”他咧嘴笑：“种子是新培育的种子，就是和从前不一样了。”他让我看花心里放置的二维码牌子，说这个是要销往外地的。此时，侧耳听到附近小学里传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童声合唱。
　　我蹲下来抚摸那些花，花瓣比记忆里要厚，红得发腻，像涂了口红。忽见石缝里钻出一株单瓣的，瘦伶伶，却红得野，红得疼。我掏出当年那朵干花的照片比对，颜色竟一模一样。
　　临走前，我在后沟梁刨了一捧土，连一株山丹丹一起装进搪瓷缸，带了回来。
　　如今搪瓷缸摆在我的书桌上，鳞茎还在土里发了新芽。老婆问：“能活吗？”我说：“活，肯定活。”这是陕北留给我的永远的记忆与最美好的风景，是一团烧不尽的火，在胸口会一直闪亮。
　　夜里写稿时望它，似有信天游在唱，还有个声音轻响：“你忘不了黄土高坡，黄土高坡也忘不了你。”这大概就是量子纠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