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年09月09日
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与实践逻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既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又回应了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迫切需求，更以宏阔的全球视野为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与实践逻辑，深刻体现了价值立场的人民性、路径选择的自主性、理论创新的融合性、问题解决的针对性、方法运用的系统性和责任担当的全球性，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全方位的思想指引。
一、价值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惠民逻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底色是“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群众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受益者，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传统工业文明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面对传统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将生态环境问题直接纳入“民生优先领域”。这一科学论断不仅回答了“为什么保护生态”的根本问题——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同样是为了民生，更强调既要创造物质财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要提供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对优美环境的期待。在此基础上，对美丽中国是全民共建共享的事业的定位，通过“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实践导向，激发全体群众广泛参与生态保护的内生动力，推动形成“人人动手、人人尽责”的生态治理格局，实现从“政府主导”到“全民共治”的理念跃升。
二、路径选择：立足国情的中国特色生态治理道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路径深深扎根于中国实际，呈现出“立足自身、自主探索”的鲜明特征。面对我国“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的严峻现实，它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制度优势，探索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范式。针对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错误老路，创造性提出“绿色发展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将绿色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协同共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我国以“双碳”目标为引领，明确“路径、节奏由我作主”，本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既解决国内生态环境问题，又以“言必信、行必果”的姿态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彰显出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三、理论创新：传统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升华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创新源于“两个结合”的深刻实践。一方面，它继承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基本原理，强调“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夯实了理论根基；另一方面，它汲取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将“天人合一”“取之有时”等理念转化为现代生态治理逻辑。其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提出最具标志性——它突破“环境与发展对立”的二元思维，揭示“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规律，为发展与保护协同共生提供了理论支撑。从“两山论”到“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等重大关系”的深化，更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规律认识不断走向深入。
四、实践导向：破解现实难题的问题意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命力在于“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品格。针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期、攻坚期、窗口期”的阶段性特征，它聚焦“重污染天气、黑臭水体、垃圾围城”等民生痛点，以“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为抓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针对“体制不健全、法治不严密”的制度短板，提出“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出台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系统规范协调的生态环境法典，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转变；针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失衡”的矛盾，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创新，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解决“发展与保护”的世界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
五、方法特征：系统治理的科学思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方法论精髓是“系统观念”。其核心是“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观，将自然要素与人类活动视为有机统一体，强调“从山顶到海洋”的全链条保护；在治理思路上，要求“统筹兼顾、整体施策”，既注重流域治理中“左右岸、上下游”的协同，又强化“地表地下、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的联动；在手段运用上，综合行政、市场、法治、科技等多元工具，形成“党委统筹资源、各方汇聚力量”的治理格局，推动生态治理效能全面提升。这种系统性思维，彻底破解了传统生态治理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治理困境，为彻底解决复杂生态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思维解法。
六、全球视野：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责任担当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宏阔格局超越了国界，提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中国通过可再生能源技术突破与大规模应用，成为全球碳减排的“行动派”；引领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地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树立里程碑；推动《巴黎协定》落实，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倡导“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国的生态理念与实践获得国际社会高度认可，逐渐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跃升为“引领者”，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东方智慧，更诠释了“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的共生共赢逻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的“根”与“魂”，其价值立场的人民性、路径选择的自主性、理论创新的融合性、实践导向的问题性、方法运用的系统性和责任担当的全球性，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框架。面向新征程，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必将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作者单位：肖杰，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东磊，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本文系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项目编号：zgqd2023-02）阶段性成果］
一、价值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惠民逻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底色是“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群众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受益者，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传统工业文明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面对传统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将生态环境问题直接纳入“民生优先领域”。这一科学论断不仅回答了“为什么保护生态”的根本问题——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同样是为了民生，更强调既要创造物质财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要提供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对优美环境的期待。在此基础上，对美丽中国是全民共建共享的事业的定位，通过“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实践导向，激发全体群众广泛参与生态保护的内生动力，推动形成“人人动手、人人尽责”的生态治理格局，实现从“政府主导”到“全民共治”的理念跃升。
二、路径选择：立足国情的中国特色生态治理道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路径深深扎根于中国实际，呈现出“立足自身、自主探索”的鲜明特征。面对我国“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的严峻现实，它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制度优势，探索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范式。针对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错误老路，创造性提出“绿色发展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将绿色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协同共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我国以“双碳”目标为引领，明确“路径、节奏由我作主”，本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既解决国内生态环境问题，又以“言必信、行必果”的姿态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彰显出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三、理论创新：传统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升华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创新源于“两个结合”的深刻实践。一方面，它继承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基本原理，强调“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夯实了理论根基；另一方面，它汲取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将“天人合一”“取之有时”等理念转化为现代生态治理逻辑。其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提出最具标志性——它突破“环境与发展对立”的二元思维，揭示“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规律，为发展与保护协同共生提供了理论支撑。从“两山论”到“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等重大关系”的深化，更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规律认识不断走向深入。
四、实践导向：破解现实难题的问题意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命力在于“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品格。针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期、攻坚期、窗口期”的阶段性特征，它聚焦“重污染天气、黑臭水体、垃圾围城”等民生痛点，以“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为抓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针对“体制不健全、法治不严密”的制度短板，提出“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出台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系统规范协调的生态环境法典，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转变；针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失衡”的矛盾，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创新，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解决“发展与保护”的世界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
五、方法特征：系统治理的科学思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方法论精髓是“系统观念”。其核心是“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观，将自然要素与人类活动视为有机统一体，强调“从山顶到海洋”的全链条保护；在治理思路上，要求“统筹兼顾、整体施策”，既注重流域治理中“左右岸、上下游”的协同，又强化“地表地下、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的联动；在手段运用上，综合行政、市场、法治、科技等多元工具，形成“党委统筹资源、各方汇聚力量”的治理格局，推动生态治理效能全面提升。这种系统性思维，彻底破解了传统生态治理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治理困境，为彻底解决复杂生态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思维解法。
六、全球视野：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责任担当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宏阔格局超越了国界，提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中国通过可再生能源技术突破与大规模应用，成为全球碳减排的“行动派”；引领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地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树立里程碑；推动《巴黎协定》落实，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倡导“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国的生态理念与实践获得国际社会高度认可，逐渐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跃升为“引领者”，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东方智慧，更诠释了“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的共生共赢逻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的“根”与“魂”，其价值立场的人民性、路径选择的自主性、理论创新的融合性、实践导向的问题性、方法运用的系统性和责任担当的全球性，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框架。面向新征程，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必将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作者单位：肖杰，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东磊，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本文系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项目编号：zgqd2023-0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