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一隅，那座暗红色的旧书架，是我家最沉默的长者。它并非什么名贵木材所制，漆面早已被磨出温润的光泽，几处边角也露出了原木的纹理。正是这座书架，像一位博学的守护神，收藏着我们家三代人的精神脉络。
　　书架最上层，是祖父留下的线装医书。纸页泛黄脆弱，那是《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的手抄本，竖排的繁体字旁，密密麻麻缀满了祖父的批注。那些用蝇头小楷写下的心得，有的墨色深沉，有的淡如远山。父亲说祖父行医时，总在油灯下翻阅这些典籍，时而蹙眉沉思，时而挥毫记录。我曾好奇地翻开一页，淡淡的霉味混合着旧墨的清香扑面而来。在“ 肝主疏泄”的段落旁，祖父写道：“忧思伤脾，郁怒伤肝。治病先治心。”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一位清瘦的老人，正为病人的顽疾殚精竭虑。这些不再被翻阅的医书，早已超越了知识载体，成了祖父仁心仁术的见证。
　　中间三层，是父亲收藏的文学经典。从鲁迅的杂文到沈从文的小说，从普希金的诗集到海明威的短篇，每一本都包裹着精心裁制的书皮。书页间，常会飘出父亲用钢笔写下的批注。在《老人与海》的扉页上，他写道：“八二年购于新华书店。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墨迹虽已褪色，但那个热血青年的身影却清晰如昨日。这些书陪伴父亲度过了他的青葱岁月，书脊上的折痕，是他反复摩挲的印记。如今父亲偶尔还会取下《瓦尔登湖》，戴上老花镜，在阳台上静静品读。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他花白的鬓角上，也洒在那些陪伴了他大半生的文字上。
　　书架最下层，是我的天地。这里拥挤着大学时的教材、淘来的画册，还有儿子稚嫩的绘本。我的书没有祖父的沧桑，也没有父亲的庄重，它们随意地斜靠着，书页间夹着各式各样的书签，一片银杏叶，一张电影票，甚至是一角糖纸。在这些书中，卡尔维诺与宫崎骏比邻而居，哲学论著旁边就是漫画全集。儿子最喜欢蹲在这里，抽出那本《猜猜我有多爱你》，用胖乎乎的小手指着图画，要我一遍遍地讲。有时他会把自己的涂鸦作品郑重地塞进书架，说这是他的“书”。
　　几代人的阅读轨迹，在这座书架上奇妙地交融。祖父的医书透着济世情怀，父亲的经典藏着理想主义，我的杂书洋溢着自由探索，而儿子的绘本则充满了天真想象。
　　这座旧书架从不过时，它不仅是知识的容器，更是精神的栖息地，安放着我们这个家最珍贵的记忆与最深沉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