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迎来了一场短暂却深刻的文艺复兴。这一时期，戏剧创作尤为活跃，《小井胡同》《天下第一楼》《曹操与杨修》等作品以强烈的现实关怀重新唤醒了公众的精神世界，冲破国人荒芜的精神家园。陈子度、杨健、朱晓平共同创作的《桑树坪纪事》，以其对乡土社会的冷峻白描与对人性的复杂拷问，成为这一浪潮中独树一帜的存在。本文从编剧角度出发，以相关理论成果为参考，结合经典剧作分析与剧本创作实践，旨在通过分析剧本《桑树坪纪事》中对传统乡土叙事的颠覆与对复杂人性本质的探求，以及其与社会制度的批判性表达，表达远非正常状态下的人的生存，揭示该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并探讨其超越时代的现实意义。同时，从编剧学视角出发，分析《桑树坪纪事》在乡土叙事与人物塑造方面的艺术突破，着重探讨其如何超越传统乡土文学中单一化、理想化的人物描写，构建出具有复杂人性深度的农民群像。
　　传统乡土叙事中的人物塑造路径。乡土文学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脉络，其人物塑造方式始终与时代语境紧密相连。鲁迅早期定义的“侨寓文学”奠定了乡土书写的基本形态——离乡者基于记忆与情感对故乡进行文学重构。茅盾进一步将关注点从田园风情转向“人的命运”，强调乡土文学的社会关怀与普遍人性表达。沈从文则以其湘西系列的诗意书写，构建了一个充满人性美的乡土乌托邦，丰富了乡土文学的美学维度。农民形象始终是乡土叙事的主体。在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农民形象的塑造呈现出明显的演变轨迹。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青年农民虽具有反抗意识，但其形象仍服务于“新气象”的叙事需要，人物的复杂性被简化。周立波《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体现的是农民在时代洪流中的转变，但个体在变革中的内心挣扎往往被忽略。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更是将“新农民”形象推向理想化的高峰，其无私奉献、克己奉公的品质被高度强化，而作为普通人的情感与诉求则被压缩。这一阶段的农民形象塑造呈现出明显的类型化倾向。人物往往被赋予鲜明的象征意义，其个性特征让位于时代精神的表达。在叙事模式上，普遍存在“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具有觉悟的“先知先觉者”与保守的“后知后觉者”形成鲜明对比，人物关系的塑造趋于扁平，缺乏对农民群体内部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深入挖掘。
　　《桑树坪纪事》的人物塑造突破。《桑树坪纪事》在人物塑造上实现了重要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乡土文学中的理想化模式。剧中桑树坪的村民不再是单一、正面的英雄形象，而是呈现出真实而复杂的人性面貌。他们既有为生存而挣扎的坚韧，也有因闭塞环境而形成的狭隘；既有对集体的忠诚，也有对个体的残忍。这种塑造方式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真实。李金斗是这种复杂性的典型代表。作为村支书，他展现出对集体的责任感，甚至为抢救集体财产不惜受伤；作为传统家长，他又表现出严厉乃至残酷的一面，逼迫儿媳改嫁、毒打麦客。这种矛盾性不是简单的“善”与“恶”，而是揭示了特定环境下人性的复杂面貌。在桑树坪，暴力（无论是身体的殴打、精神的摧残，还是制度性的压迫）并非偶发的异常事件，而是维系宗族秩序、争夺稀缺资源、宣泄生存压抑的常规手段，是这片土地上千年未变的生存法则的一部分。如果说王志科的悲剧更多源于村民在极端贫困下对利益的锱铢必较（争夺窑洞），那么彩芳的悲惨遭遇（被买卖、被逼婚、被虐待、最终自杀）就无法仅仅用“贫瘠”二字来解释，其背后是更为顽固的、基于血缘宗法的权力结构和对女性作为“物”的彻底剥夺。在叙事手法上，剧本通过舞台意象的营造强化了人物的命运感。古石雕、老井等意象不仅营造出苍凉沉重的氛围，更暗示了人物命运与古老乡土文化的深刻联系。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与“礼治秩序”为理解剧中人物的行为逻辑提供了理论参照，揭示了深植于乡土社会的文化基因如何影响个体的命运走向。
　　人物塑造的艺术价值与文学意义。《桑树坪纪事》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创新，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与文学意义。它打破了长期以来乡土文学中农民形象的刻板印象，使人物从时代符号回归到真实的人。这种塑造方式不是对乡土社会的简单批判，而是对人性深度的尊重与探索。剧中“杀牛”场景极具象征意义，不仅是情节的高潮，更是对人物命运与集体行为的深刻隐喻。村民将愤怒倾泄于更弱者的行为，揭示了乡土社会中权力链条的运作逻辑。青女、榆娃等角色的悲剧命运，不仅是个体的不幸，更是特定文化环境下人性异化的结果。这种人物塑造方式对后来的乡土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它表明，优秀的乡土叙事不应停留在表象描绘或理想化表达，而应深入挖掘人性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桑树坪纪事》通过其冷峻而真实的笔触，展现了乡土社会中人物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为乡土文学的人物塑造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在文学创作日益多元的今天，《桑树坪纪事》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塑造的丰富人物形象，更在于其对人性本质的深入探索。它提醒我们，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应当超越简单的道德评判，直面人性的复杂与真实，这在当代文学创作中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西安翻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