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6年01月01日
毛泽东党建思想中的自我革命基因及其新时代启示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不仅源于其崇高的理想信念和科学的理论指导，更在于其敢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毛泽东党建思想作为党的建设的理论源头，蕴含着深刻的自我革命基因，这些基因在百年党史中不断传承发展，成为党永葆生机活力的核心密码。深入挖掘毛泽东党建思想中的自我革命理论资源，对于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毛泽东党建思想中自我革命基因的寻根溯源
毛泽东党建思想中的自我革命基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智慧、直面问题的实践勇气和居安思危的历史自觉。这一基因的形成与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环境中保持肌体健康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矛盾论》辩证法则奠定自我革命哲学根基。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深刻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这一内因决定论揭示了政党自我扬弃的必然性，构成了自我革命的哲学基础。在毛泽东看来，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通过不断解决内部矛盾来实现动态发展。他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与中国传统“自省”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破立统一”的革命辩证法——在破除错误思想中确立正确路线，在否定落后实践中开创崭新局面。这种辩证思维使党能够以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对待自身问题，既不回避矛盾，也不掩盖缺点，而是通过主动变革实现自我超越。历史表明，从古田会议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到延安整风破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正是这种辩证思维的生动体现。
（二）延安整风运动开创自我革命实践范式。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将自我革命理论转化为实践的重大创新。它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方针，创造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构建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早期形态。毛泽东强调，整风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辩证过程，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方法论指引和制度保障。整风运动还首创了“学习、反思、整改”的闭环机制，通过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剖析错误思想根源、制定针对性整改措施，实现了全党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和组织上的坚强巩固。这种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实践范式，成为此后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原型。
（三）“两个务必”昭示执政党自我警醒的历史自觉。在党即将取得全国政权之际，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体现了对“历史周期率”的深刻警醒。他敏锐预见到执政后党可能面临的“糖衣炮弹”考验，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这种忧患意识源于毛泽东对政权更迭规律的深刻洞察——政党的最大危险往往不在于外部压力，而在于内部腐化。“两个务必”不仅是一种作风要求，更是一种通过主动自我约束来规避执政风险的战略思维。毛泽东进一步通过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等举措强化党的纪律约束，为执政条件下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制度雏形。这些探索虽处于初步阶段，却为破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难题提供了重要思路。
二、毛泽东党建思想中自我革命基因的启示创新
毛泽东党建思想中的自我革命基因不是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的开放系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这些基因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焕发出强大的实践生命力。
（一）群众路线监督机制赋能自我革命常态运行。毛泽东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作为党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这一理念为新时代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这体现了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的辩证统一。新时代的群众路线监督机制通过拓宽信访举报渠道、完善民意调查体系、强化基层巡察制度，将群众监督深度嵌入党内监督体系。这种机制创新既继承了毛泽东关于“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政治智慧，又发展了数字化时代的参与式监督形式，使党的自我革命始终与人民群众的期盼同频共振。实践表明，只有将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党建成效的根本标准，自我革命才能获得不竭动力。
（二）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论的数字化转型。毛泽东创造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在数字时代展现出新的实践形态。网络平台为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更为开放、透明的空间，使传统“面对面”的批评方式与“键对键”的线上互动相得益彰。一些地方党组织开发的“智慧党建”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党员思想动态、预警作风苗头性问题，为开展针对性批评提供了技术支撑。这种数字化转型不是对传统方法的否定，而是通过技术赋能增强其时效性和覆盖面。需要注意的是，技术工具不能替代思想交锋的本质，必须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初衷，防止将严肃的政治生活简化为形式化的网络操作。只有将数字技术的便捷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有机结合，才能使这一传统法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三）党的历史主动精神滋养伟大斗争实践。毛泽东倡导的“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精神，与新时代伟大自我革命具有内在同构性。两者都强调以历史主动精神把握矛盾规律，在应对风险挑战中锻造更强执政能力。当前，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更加复杂严峻，需要发扬毛泽东时代“刀刃向内”的勇气，以制度性举措破解权力监督难题。反腐败斗争从“形成压倒性态势”到“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实践表明，自我革命不是被动应对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党把握历史规律的战略自觉。这种自觉体现在：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积弊十年如一日；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改革破解自我监督难题；以“三个区分开来”激发干部担当作为。这些创新实践既继承了毛泽东党建思想中“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形态。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毛泽东党建思想中自我革命基因的寻根溯源
毛泽东党建思想中的自我革命基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智慧、直面问题的实践勇气和居安思危的历史自觉。这一基因的形成与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环境中保持肌体健康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矛盾论》辩证法则奠定自我革命哲学根基。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深刻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这一内因决定论揭示了政党自我扬弃的必然性，构成了自我革命的哲学基础。在毛泽东看来，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通过不断解决内部矛盾来实现动态发展。他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与中国传统“自省”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破立统一”的革命辩证法——在破除错误思想中确立正确路线，在否定落后实践中开创崭新局面。这种辩证思维使党能够以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对待自身问题，既不回避矛盾，也不掩盖缺点，而是通过主动变革实现自我超越。历史表明，从古田会议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到延安整风破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正是这种辩证思维的生动体现。
（二）延安整风运动开创自我革命实践范式。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将自我革命理论转化为实践的重大创新。它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方针，创造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构建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早期形态。毛泽东强调，整风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辩证过程，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方法论指引和制度保障。整风运动还首创了“学习、反思、整改”的闭环机制，通过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剖析错误思想根源、制定针对性整改措施，实现了全党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和组织上的坚强巩固。这种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实践范式，成为此后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原型。
（三）“两个务必”昭示执政党自我警醒的历史自觉。在党即将取得全国政权之际，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体现了对“历史周期率”的深刻警醒。他敏锐预见到执政后党可能面临的“糖衣炮弹”考验，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这种忧患意识源于毛泽东对政权更迭规律的深刻洞察——政党的最大危险往往不在于外部压力，而在于内部腐化。“两个务必”不仅是一种作风要求，更是一种通过主动自我约束来规避执政风险的战略思维。毛泽东进一步通过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等举措强化党的纪律约束，为执政条件下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制度雏形。这些探索虽处于初步阶段，却为破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难题提供了重要思路。
二、毛泽东党建思想中自我革命基因的启示创新
毛泽东党建思想中的自我革命基因不是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的开放系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这些基因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焕发出强大的实践生命力。
（一）群众路线监督机制赋能自我革命常态运行。毛泽东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作为党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这一理念为新时代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这体现了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的辩证统一。新时代的群众路线监督机制通过拓宽信访举报渠道、完善民意调查体系、强化基层巡察制度，将群众监督深度嵌入党内监督体系。这种机制创新既继承了毛泽东关于“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政治智慧，又发展了数字化时代的参与式监督形式，使党的自我革命始终与人民群众的期盼同频共振。实践表明，只有将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党建成效的根本标准，自我革命才能获得不竭动力。
（二）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论的数字化转型。毛泽东创造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在数字时代展现出新的实践形态。网络平台为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更为开放、透明的空间，使传统“面对面”的批评方式与“键对键”的线上互动相得益彰。一些地方党组织开发的“智慧党建”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党员思想动态、预警作风苗头性问题，为开展针对性批评提供了技术支撑。这种数字化转型不是对传统方法的否定，而是通过技术赋能增强其时效性和覆盖面。需要注意的是，技术工具不能替代思想交锋的本质，必须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初衷，防止将严肃的政治生活简化为形式化的网络操作。只有将数字技术的便捷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有机结合，才能使这一传统法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三）党的历史主动精神滋养伟大斗争实践。毛泽东倡导的“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精神，与新时代伟大自我革命具有内在同构性。两者都强调以历史主动精神把握矛盾规律，在应对风险挑战中锻造更强执政能力。当前，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更加复杂严峻，需要发扬毛泽东时代“刀刃向内”的勇气，以制度性举措破解权力监督难题。反腐败斗争从“形成压倒性态势”到“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实践表明，自我革命不是被动应对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党把握历史规律的战略自觉。这种自觉体现在：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积弊十年如一日；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改革破解自我监督难题；以“三个区分开来”激发干部担当作为。这些创新实践既继承了毛泽东党建思想中“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形态。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