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纪录片作为民族文化表达的核心媒介，正经历从“外部凝视”到“内部发声”的转型。本文以卡先加《英雄谷》（2013）与《光之子》（2024）为样本，结合民族学参与观察与文本分析方法，探讨其记录视角从“群体危机记录”到“个体精神书写”的变迁逻辑。研究发现：两部作品的视角转换不仅体现导演创作理念的成熟，更折射出藏族纪录片从“被记录客体”到“自我言说主体”的范式升级，为民族影像叙事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藏族纪录片自20世纪80年代起，经历了从人类学“他者化”描述（如《西藏一年》）到“主体性建构”的转变。万玛才旦《静静的嘛呢石》等作品通过个体命运折射文化变迁，标志着创作视角的转向。卡先加的《英雄谷》与《光之子》跨越十年，前者聚焦藏语流失的群体危机，后者关注少女梅朵的成长轨迹，其视角变迁是民族学视域下文化表达转型的典型案例。
　  一、卡先加创作历程与风格定位
　　2013-2024年，卡先加的创作从“文化危机记录”转向“个体精神见证”。2015年赴法国交流后，他反思《英雄谷》对个体复杂性的遮蔽；2017-2019年参与NHK项目，将焦点从群体议题转向个体经验。其风格兼具“在地者”的文化深度与“国际导演”的表达技巧：《英雄谷》的“学者式冷静”与《光之子》的“共情式参与”，构成民族文化表达的辩证维度。
 　 二、多维记录视角的变迁
　　直接电影影响下的《英雄谷》，以长镜头记录藏语课堂，隐去导演存在，呈现“客观”危机；共情式纪录片理论指导的《光之子》，通过与梅朵的“朋友式拍摄”，打破“客观神话”。如梅朵深夜思念父亲时，晃动的近景捕捉其泪光，体现导演与拍摄对象的情感共谋，契合民族学“参与观察”的伦理要求。
　　《英雄谷》以化隆县30%群众失母语的数据，构建“语言流失金字塔”（老年守夜人、中年半双语、青少年汉语主导），聚焦集体文化焦虑；《光之子》通过梅朵的寻父之旅，将镜头对准个体生命经验——她笔记本上的太阳符号，既是对父亲的思念，也是对“家”的哲学认知，实现从群体叙事到个体精神书写的升级。
　　《英雄谷》采用平均3分钟的固定长镜头，景别偏好以全景为主（占比60%），光线处理上使用高对比度自然光；而《光之子》则采用平均20秒的手持特写，景别偏好以近景/特写为主（占比95%），光线处理上使用低对比度柔光。
　　《英雄谷》的长镜头如“社会显微镜”，《光之子》的特写则是“情感连接器”——梅朵对着镜头微笑的场景，印证镜头语言从“权力关系”到“情感对话”的伦理演进。
　　《英雄谷》以“30%群众失母语”量化危机；《光之子》通过梅朵的独白（“我的话会变成风，找到爸爸的耳朵”），将个体经验升华为人类共通的生命体验，丰富了民族纪录片的话语体系。
 　 三、记忆与困境的重构
　　《英雄谷》将藏族老人塑造为“文化守夜人”，遮蔽个体差异（如华青老人对现代教育的接纳）；《光之子》则通过梅朵的成长，揭示群体记忆深植于个体经验——传统不是枷锁，而是滋养生命的土壤，这一认知革新了民族纪录片的叙事逻辑。
　　《英雄谷》的“客观幻觉”掩盖了叙事主观性；《光之子》承认主观性，通过“结构性真实”（调整事件顺序但保留情感本真）维系伦理底线。如梅朵的寻父情节源于真实经历，导演退居“情感见证者”，契合民族学“尊重拍摄对象”的伦理要求。
　　藏族纪录片的未来需平衡“文化特殊性”与“人类共通情感”。卡先加的实践表明：深耕个体经验的在地表达（如梅朵对格萨尔王传说的创造性转化）、善用国际技术赋能而非文化妥协、构建“小叙事中的大视野”，是民族影像创新的关键路径。
　　（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