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了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的首次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在中国革命濒临绝境的危急关头为党和红军校准了前进航向、凝聚了核心力量，被誉为“战略转折的起点”。其承载的深厚历史内涵，植根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实践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依然彰显着历久弥新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启迪。
　　坚守为民的理想信念，是黎平会议的根本底色。红军长征的根本目标在于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人民解放，为身处苦难深渊的四万万同胞探寻一条生路。会议决定转向贵州，既是实事求是分析敌情后的军事抉择，也是将革命火种播撒到备受压迫的黔地人民中间的战略行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人民至上的使命担当。红军进入贵州后，始终严明军纪、尊重各民族群众风俗习惯，宣传革命真理，坚决打击土豪劣绅，做到不惊民、不扰民、不拉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与他们风雨同舟、生死与共，赢得了贵州各族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倾力支持，铸就了鱼水情深。这也为红军提供了宝贵的休整机会和物资补给，更在精神上注入强大动力，成为党和军队能够从挫折中奋起、于逆境中前行的最深厚伟力。
　　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是黎平会议的核心灵魂。长征初期，受“左”倾教条主义影响的领导人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机械照搬苏联革命模式，无视敌我力量悬殊的客观形势与战场环境的急剧变化，坚持错误的军事路线，导致中央红军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后，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军在红军前往湘西北的城步、绥宁、会同、武冈、靖县、洪江等地设置第五道封锁线，张网以待。在此生死关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与会中央领导人，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客观研判形势，最终通过了体现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从而为陷入困境的中央红军指明了战略转移的正确方向。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始终是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推动事业发展取得成功的根本思想武器。
　　民主集中的组织原则，是黎平会议的重要支撑。中央红军长征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被破坏。黎平会议之所以能够否定错误的军事指挥，作出扭转危局的战略方针，主要得益于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与会中央领导人充分发挥党的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制度，坚决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虽然在会议过程中，大家对红军战略进军方向上存在严重分歧，但是始终坚持平等协商、充分讨论的原则，并最终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集中了多数人的共识，以中央政治局正式决议的形式，确立新的战略方针。这是中共中央自1934年10月战略转移以来，第一次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纠正个人独断专行的倾向，重新确立党的集体领导权威，开创了我党历史上否定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国革命错误指导的先例，为后续召开的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等系列重要会议奠定了坚实基础。毋庸置疑，只有正确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才能科学决策，正确指导，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敢于斗争的革命意志，是黎平会议的鲜明特质。在红军兵力锐减、处境极端艰难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满怀必胜的革命信念，直面党内、军队存在的悲观情绪与游击主义危险，以昂扬的革命斗志修正错误，不但完成长征以来首次战略方针调整，而且推动中央红军实施首次全局性战略整编——黎平整编，通过精简指挥层级、优化作战体系、充实一线作战部队，提升部队作战能力，开始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出击，连续攻克剑河、台江、镇远等七座县城，让部队士气大振。这场斗争，既是面对国民党军的军事斗争，也是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必须始终坚守的精神品格。
　　历史是最生动的教材，也是最理性的明镜。黎平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极端危急关头，恢复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起点，也是中央红军长征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被浓墨重彩地写入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册。它所体现的坚守人民立场、实事求是思想、民主集中原则和敢于斗争精神，共同构成了其作为伟大转折起点的意蕴核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力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从包括黎平会议在内的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精神伟力。唯有如此，才能书写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辉煌篇章。
　  （作者单位：贵州黎平会议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