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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月二十七，陕北下了场雪。
　　我站在延安站的出站口，等一个多年未见的老友。雪花很大，站前广场湿漉漉的，映着候车大厅的灯光，像一面模糊的镜子。扩音器里循环播放着车次信息，D5092次，西安北始发，正点到达。
　　我看了看表，下午三点十五分。从西安到延安，三百二十六公里，一小时零三分钟。
　　三十七年前，同样的距离，我父亲走了整整四天。
　　那是1987年的冬天，爷爷病重，拍电报到县城，父亲接到消息时已经是第三天。那时候村里不通公路，要从家走到镇上，从镇上坐班车到县城，再从县城想办法去延安——爷爷在延安的医院。父亲说，他赶到医院时，爷爷已经走了，床头放着半碗没喝完的米汤。
　　“要是路近一点，哪怕近一天… … ”父亲后来常常念叨这句话，念叨了三十年。念叨得多了，这话就长在了我心里，像一根刺，每次回家都会被扎一下。
　　雪下得紧了些。我往后退了几步，站在屋檐下。看着来来往往的乘客，想起了另一场雪。
　　1993年，我十二岁，跟着父亲去西安卖苹果。那时候村里人把苹果叫“致富果”，可致富的路太长了。我们凌晨三点起床，装上两麻袋苹果，赶着驴车往镇上走。雪把路盖得严严实实，看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沟。父亲走在前面，牵着驴，我跟在后面，深一脚浅一脚。走到镇上时天刚亮，班车却已经开走了——雪太大，早发了一个小时。
　　父亲站在雪地里，半天没说话。雪落在他的肩上，落在他的帽子上，落在他花白的眉毛上。他像一座雪雕，一动不动。后来他把苹果从车上卸下来，堆在候车室的墙角，说：“等着吧，明天再走。”那一夜，我们就睡在候车室的长椅上，身下垫着麻袋，头上落着从门缝钻进来的雪。半夜我醒来，看见父亲坐在那里抽烟，烟头的红光一明一灭，照着他脸上的皱纹，像黄土高原的沟壑。
　　第二天中午，我们终于上了车。从延安到西安，走了十三个小时。到西安时已经是深夜，水果批发市场早就关了门。父亲蹲在市场的铁门前，把脸埋进手掌里。雪落在他背上，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他没有动。
　　后来那些苹果，我们是在街边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卖掉的，卖了整整三天。三天里，父亲几乎没怎么说话。他只是不停地走，不停地问，不停地弯腰从麻袋里拿出苹果，递给路人看。他的腰，就是从那时开始弯下去的。
　　“ 旅客同志请注意，由西安北开来的D5092次列车已经到达……”广播声把我从回忆里拉回来。出站口的人流开始涌动，人们拖着行李箱走出来，脸上带着旅途的疲惫和到家的喜悦。
　　接到老友坐上车后，看到一条新修的公路，双向四车道，路灯整齐地立在两边。这条路，我小时候是一条土路，后来变成了柏油路，窄窄的，错车都要小心翼翼。再后来拓宽了一次，又拓宽了一次，变成现在这样。
　　而路的尽头，那些散落在沟沟峁峁里的村庄，也在变。土窑洞越来越少，二层小楼越来越多。年轻人出去打工，老年人守着家。但每年过年，那条路上就会挤满回来的车，天南海北的牌照，载着天南海北的游子，回到同一个地方。
　　路的缩短，不仅仅是时间的缩短，更是心理距离的缩短。当回家的路变得容易，家就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而是一个随时可以抵达的地方。
　　我忽然想，也许这就是路的真谛吧。它既让远行的人能快一点回来，也让留下的人能慢一点生活。快与慢之间，是一个时代的变迁，也是一方水土的深情。
　　回到家时，母亲正在包饺子。窗外，最后一抹夕阳沉下去了，远处的山峁渐渐融入夜色。隐约有汽笛声传来，那是又一列高铁，正穿过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载着归人，向家的方向驶去。
　　而我忽然明白，父亲那句念叨了三十年的话，终于有了答案。路近了。真的近了。可那些在路上走丢的时光，再也找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