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大规模开展少数民族工作的重要探索。红军途经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等政策，有效打破民族隔阂，赢得各族群众支持，为长征胜利提供坚实保障。这一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早期成果，丰富发展了党的民族理论。立足新时代，重温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提供重要历史启示与现实借鉴。
　　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制定，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紧迫的现实需求与严密的组织纪律保障。理论层面，以民族平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深刻揭示民族压迫本质，为党的民族工作提供根本遵循。十月革命后该理论传入中国，经李大钊、毛泽东等传播并与革命实践相结合，中央苏区明确民族自决权，1934年红军总政治部指示进一步将理论转化为具体工作要求，为政策形成奠定了重要理论与实践基础。现实层面，国民党推行大汉族主义制造民族隔阂，西南西北民族地区宗教习俗深厚，红军面临围追堵截与物资匮乏，争取少数民族支持直接关系战略转移成败，成为制定民族政策的重要现实动因。组织纪律层面，红军设立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小组等专司民族工作，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基础上制定民族禁忌规定，以严格纪律规范官兵行为，为民族政策有效执行提供了坚实组织与制度保障。
　　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核心实践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明确保障各民族平等，通过布告、宣言宣示民族平等主张，开展民族自治实践，建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博巴自治政府，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保障少数民族平等权利，为民族区域自治奠定基础。二是尊重包容不同习俗与信仰，严守民族禁忌与传统礼俗，保护宗教场所与人士，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尊重民族文化，以包容化解隔阂。三是团结凝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与群众，坚持团结上层与发动群众相结合，争取民族首领与宗教上层支持，动员群众、组建武装、调解矛盾，凝聚革命合力。四是灵活运用差异化政策，根据民族特点与地域环境分类施策、动态调整，不断完善政策体系，提升政策针对性与实效性。
　　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实践取得了重大历史成效并实现深刻理论创新。在战略保障与民族关系重塑上，少数民族群众筹粮助战、参军引路，为长征胜利提供关键支撑，红军以平等团结政策打破民族压迫隔阂，赢得“菩萨兵”赞誉，初步构建新型民族关系，建立的自治政权与革命武装持续传播革命思想，扩大党的影响并奠定新中国民族关系基础；在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本土化发展上，党将抽象理论转化为民族平等、自治、权利保障等具体原则，形成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工作方法，把统一战线与民族工作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灵活施策，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重大突破，丰富发展了其理论内涵与实践形态。
　　长征时期，党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坚持民族平等、尊重民族差异、依靠各族群众、注重团结协作、立足实际施策，形成了宝贵的民族政策实践经验。一是坚持民族平等，保障各族平等权利，促进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是尊重民族差异，传承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经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与文化繁荣。三是坚持人民至上，以少数民族群众利益为根本，聚焦民生保障、强化群众主体地位，提升民族地区治理法治化与效能化水平。四是弘扬团结精神，传承各民族团结互助、共克时艰的优良传统，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凝聚民族复兴强大合力。五是坚持实事求是，立足新时代民族工作新情况，创新工作方法与技术手段，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民族工作针对性与实效性，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遵循。新时代当传承长征精神，坚持民族平等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各族力量，续写各民族共同奋斗、共同繁荣的时代华章。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