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卉川 赵箫唯
　　“红色经典”这一概念在学界通常指涉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形成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文艺作品。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出版于1957年，是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文本之一，讲述了东北民主联军剿匪小分队在茫茫林海雪原中与土匪武装斗智斗勇的故事。小说兼具革命历史叙事与民间英雄传奇的双重基因，为后来的影视改编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空间。
　　2003年，李文岐导演的电视剧《林海雪原》（以下简称“2003版”）在央视播出，成为“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浪潮中的代表性作品。14年后，金姝慧、刘礴联合执导的新版《林海雪原》（以下简称“2017版”）登陆卫视与网络平台，以更大的制作规模和更鲜明的商业美学引发关注。两部电视剧改编自同一部小说，相隔不过10余年，却在叙事策略、视听语言与情感结构上呈现出显著的差异。这一差异并非偶然，而是折射出中国电视剧生产机制、受众审美心理与主流话语在21世纪初期的深刻变迁。本文无意对“红色经典”作宏观全景式的梳理，而是聚焦上述两部电视剧文本，通过细读与比较，考察《林海雪原》在不同历史语境中被重新讲述的方式，进而揭示影视改编在红色精神内核与市场逻辑、受众期待之间的调适逻辑。
　  一、叙事策略的转型：从群像革命叙事到孤胆英雄传奇
　　如果说“讲什么故事”决定了改编文本的底色，那么“怎样讲故事”则直接塑造了观众与历史相遇的方式。在《林海雪原》的两版电视剧改编中，叙事策略的转型成为审美流变最为显豁的表征。叙事策略是改编实践中最直观也最具统摄性的维度。它决定了故事的讲述方式、人物的位置及意义的生成机制。
　　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内含革命史与传奇性两种叙事传统的交汇。它既以东北剿匪斗争为历史背景，塑造了一支由少剑波、杨子荣、栾超家、刘勋苍等战士组成的英雄群像，体现了集体主义信念与革命纪律的崇高感；又深受古典英雄传奇与民间评书的影响，尤其是杨子荣孤身入匪巢、智斗座山雕的情节，本身便具备强烈的传奇色彩和类型化潜能。这种双重基因决定了其影视改编天然存在两种取向——群像式的革命叙事与个人式的英雄传奇，而2003版与2017版恰好分别偏向两端，构成了一条可供分析的审美流变轨迹。2003版《林海雪原》在改编策略上相对审慎，剧集以剿匪小分队的集体行动为主线，虽突出了杨子荣的戏份，但少剑波的决策、白茹的情感、栾超家等战士的牺牲均得到相对均衡的呈现。值得注意的是，2003版播出后，“红色经典”改编在2004年前后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与监管关注，而该剧恰好处于这一舆论风潮的前夜，其稳妥的改编策略——尊重原著基本框架、避免对英雄形象过度人性化处理、保持集体主义底色——已体现出审慎姿态。与之形成鲜明对照，2017版《林海雪原》的叙事重心则发生了显著位移。剧集以杨子荣深入威虎山为主线，大幅增加了其前史叙述，将符号化的革命英雄转化为有过去、有牵挂、有内心矛盾的“人物”，同时对其他成员的刻画明显压缩，叙事节奏加快，悬念设置向商业类型片靠拢。这一演变的背后，是对人物情节张力和叙事观赏性的更高要求，同时也得益于政策环境的相对宽松，使得市场逻辑与观众审美获得了更大话语权——个人英雄主义的传奇叙事，比群像式的革命叙事更能满足10年代观众对快感体验与情感卷入的期待。
 　 二、视听语言的美学转向：从纪实风格到类型化奇观
　　如果说叙事策略决定了“讲什么故事”，那么视听语言则决定了“如何讲故事”。在《林海雪原》的两版电视剧改编中，视听语言的美学转向同样显著，折射出中国电视剧制作观念与技术手段在十余年间发生的深刻变化。
　　2003版《林海雪原》的视听语言带有早期“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的典型特征：实景拍摄为主，色调偏冷但饱和度较低，镜头规整，战斗场面以中近景呈现，动作设计写实，较少追求视觉奇观。这种相对朴素的风格既有技术条件的限制，也是一种策略性的自我约束——21世纪初的国产电视剧尚未形成成熟的类型化美学意识，而“红色经典”改编在当时被视为需要审慎对待的文化实践，过度的视觉炫技可能被解读为对革命叙事的戏说或消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2017版构建了更为丰富的复调情感结构。该剧在雪景实拍的基础上，大量运用航拍、高速摄影、CG特效等现代技术手段，以冷峻的青蓝色调营造出强烈的类型片氛围。更为关键的是，2017版主动借鉴了武侠片、警匪片、西部片的视听语法：杨子荣的“卧底”行动被赋予类似《无间道》的悬念张力，剿匪小分队与土匪的对抗呈现出正邪对决的二元对立美学，打斗场面融入了武术设计元素。这种“红色+类型”的融合策略，反映了10年代以来“红色经典”改编的商业化转向——在保留革命立场的前提下，通过类型化的视听语言重新激活文本的观赏性。值得注意的是，2017版的视觉升级并非单纯的炫技：航拍镜头下的林海雪原既提供了壮观的视觉体验，也强化了剿匪斗争的艰苦环境与英雄的孤独感；高速摄影下的战斗场面在制造视觉冲击的同时，也将牺牲与死亡的瞬间赋予了悲壮的美学意味。换言之，2017版的视听语言并非外在于革命叙事，而是深度参与了情感结构的重构。
　　三、情感结构的演变：从革命英雄主义到复调情感结构
　　叙事策略的转型与视听语言的升级，最终汇聚于情感结构的层面。所谓情感结构，指的是文本所营造的、观众在观看过程中被召唤去体验的核心情感模式——观众被期待以何种方式与剧中人物建立情感连接，又在何种情感基调中完成对故事的接受与认同。在2003版与2017版《林海雪原》之间，情感结构的演变构成了审美流变最深层也最具有文化症候意义的维度。
　　2003版《林海雪原》在情感结构上延续了原著的革命英雄主义基调，杨子荣的智勇双全、少剑波的沉着指挥、小分队战士的团结与牺牲构成了剧集的核心情感体验。剧中虽出现了少剑波与白茹之间的情感线索，但处理得极为克制，两人的互动多以含蓄的眼神、简短的对话、偶尔的并肩作战来呈现，从不发展为独立的爱情叙事线索，更像是对革命叙事的“点缀”或“调味”。这种情感处理方式与21世纪初“红色经典”改编的整体取向一致：在政策规范的约束下，改编者倾向于保持英雄形象的“纯粹性”，观众被邀请进入的情感世界，是一个以集体主义、革命纪律、英雄牺牲为核心价值的伦理空间，个人化的情感体验始终被置于革命叙事的从属位置。与之形成鲜明对照，2017版在情感结构上达到了更为丰富的复调性。该剧在保留革命英雄主义基调的同时，系统性地引入了多条情感线索——杨子荣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少剑波与白茹之间含蓄的爱情、战友之间的兄弟情义，甚至对反派角色的有限心理刻画，这些线索与剿匪主线有机交织。尤为值得注意的是，2017版对杨子荣“卧底”身份的心理挖掘：他在威虎山上的每一个决定都关乎生死，孤独与压力被赋予充分的叙事呈现，使他不再是一个“高大全”式的符号化英雄，而是一个有恐惧、有牵挂、有内心挣扎的普通人。这种情感结构的调整，可以被理解为从“崇高美学”向“共情美学”的转型——2003版试图通过英雄的“非凡”激发敬仰，2017版则试图通过英雄的“人性”建立认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红色经典”与当代观众之间的审美距离。
 　 四、流变的内在逻辑：政策、市场与受众的三重合力
　　综观2003版与2017版《林海雪原》的审美流变，可以归纳出推动这一流变的三重结构性力量。其一是政策环境的演变：2004年前后广电总局对“红色经典”改编出台规范要求忠于原著，影响了2003版的审慎策略；而2017年政策话语转向“讲好中国故事”，鼓励用更具感染力的方式传播主流价值观，为2017版的类型化创新提供了空间。其二是市场逻辑的渗透：2003版播出时央视承担较重宣教功能，市场尚未完全商业化；而2017版播出时网络平台已成为重要渠道，算法推荐、年轻受众偏好与会员制下的“爽感”需求共同推动改编向类型化、奇观化、情感化调适，60余集体量本身也是追求商业回报的市场决策。其三是受众审美的变迁：14年间好莱坞大片、美剧、韩剧、网络文学培养了一代观众对快节奏、强情节、人物深度和视觉奇观的期待，纯粹的革命英雄主义叙事逐渐失去感召力，观众更渴望看到有血有肉、会害怕会犹豫的英雄。三重合力并非平行运作，而是在改编实践中相互博弈妥协——2003版是在政策约束下对市场与受众的有限回应，2017版则是在政策放宽后对市场与受众的全面拥抱，理解这一博弈结构有助于从文化生产整体视野把握“红色经典”改编的历史逻辑。
　　从2003版到2017版，《林海雪原》的两次电视剧改编呈现出从群像革命叙事到孤胆英雄传奇、从纪实风格到类型化奇观、从革命英雄主义到复调情感结构的审美转型。这一流变并非线性进化或简单的价值替代，而是在政策环境、市场逻辑与受众审美的三重张力中不断寻求新叙事均衡点的动态过程。值得追问的是，随着短视频、互动剧、AI生成内容等媒介技术的迭代，以及受众审美偏好的持续分化，《林海雪原》的未来改编将走向何方——是进一步滑向商业类型片从而稀释其红色精神内核，还是在类型化外壳下寻找到更具当代感的革命叙事语言？这些问题已超出本文分析范围，但无疑值得持续关注。通过对两版《林海雪原》的比较研究，本文试图为理解21世纪以来中国电视剧生产机制、受众审美心理与主流价值观念的深层互动，提供一个具体、可操作的分析案例。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国际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