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响乐是诞生于西方工业文明的主流音乐形式，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我国。虽然交响乐在中华大地上的演奏历史较为短暂，但是，当其与中国革命圣地延安产生交流碰撞，舶来的经典艺术同样演绎出独特的东方叙事逻辑。
　  一、红色基因基于西方经典音乐形式的音符转译历程
　　20世纪30年代，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运用富于时代气息和民族民间因素的音乐语言进行创作和演出的新音乐运动蓬勃兴起，而交响华章奏响延安精神无疑是新音乐运动最重要的创作根基与艺术灵魂。
　　这其中，《黄河大合唱》将陕北民歌的徵调式与欧洲交响乐的曲式结构相融合，成为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音乐史诗”。以第二乐章《黄河颂》为例，男高音独唱与铜管乐队的对话仿佛革命者对母亲河的深情告白；降B大调的庄严进行曲则如同暗含着华夏文明传统五声音阶的基因密码。当西方经典音乐语汇在东方古老大地进行创造性转化，延安精神获得了超越时间与地域限制的音乐阐释与艺术表达。
　　二、交响华章奏响延安精神的时代回响
　　（一）以“音画化”创作思维升华艺术意象
　　相较于民族民间传统音乐，交响乐对于普通民众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距离感、隔膜感，而缩小距离、打破隔膜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将相对抽象的音乐符号具象化、感性化。实践中，“音画化”创作思维不仅使红色延安革命斗争的日常场景升华为崇高的艺术意象，也使延安精神具象化为可感、可及、可知的音响形态。
　　以音乐理论家马可创作的《南泥湾变奏曲》为例，复调手法编织出劳动号子与进行曲的双重主题；单簧管模仿纺车转动的吱呀声；短笛吹奏出晨雾中的鸟鸣；弦乐群以三连音节奏模仿战士挥动锄头的律动……无论是今天的音乐艺术创作者，或者是普通受众与音乐爱好者，在创作或欣赏红色交响乐过程中，具象、感性的“音画化”思维都应当成为着力培养与提升的重点和要点之一。
　　（二）构建“音乐叙事+政治话语”的共振场域
　　西方交响乐进入我国时正逢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特殊历史时刻，这决定了交响乐仅能成为上流社会少数达官显贵的玩物，而无法被绝大多数基层百姓所认知和理解。因此，在与中国革命、红色延安相遇时，“坚持群众路线”始终是突破瓶颈的着眼点与立足点之一。当交响华章奏响延安精神，坚持群众路线不仅是指向广大基层群众普及交响乐基础理论与实践技巧，也包括从个人单独创作向集体创作的探索与超越。
　　以《白毛女》交响组曲的创作过程为例，作曲家们深入农村采集民歌素材，既使河北梆子的悲怆唱腔转化成为弦乐不协和音程，也将秧歌剧的欢快节奏提炼成为木管乐器的跳跃动机。正是基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创作方法，《白毛女》交响组曲不仅融合了民间音乐与交响乐技巧，也保留了歌剧原曲旋律通俗易懂且内涵深刻的本质特点。同时，由于创作体现了“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曲）家出技巧”的集体创作模式，因而成为新中国音乐史上将歌剧改编为交响乐的经典案例。
　　由此可见，“音乐叙事+政治话语”的共振场域不仅帮助交响乐克服了水土不服的缺陷与弊端，也将来自异域的经典艺术形式实现了最彻底的本土化、民族化。这不仅使西方交响乐与红色延安精神实现了更加默契的交互与融合，也成为传承与弘扬延安精神与中国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之一。
　　（三）以数字化艺术表达彰显延安精神时代特色
　　信息时代大背景下，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越来越成为艺术创作与鉴赏领域的潮流与趋势。交响华章奏响延安精神时，以数字化艺术表达彰显延安精神时代特色同样必不可少、至关重要。
　　在国家大剧院制作《延安颂》交响诗篇过程中，电子音乐元素模拟电报发报声；数字音频处理技术再现战场轰鸣；多媒体舞台重构历史场景……跨媒介叙事拓展了红色音乐的表意维度；虚拟影像中的纺车与实体乐团形成互动，延安精神获得了数字化时代的艺术表达。
　　延河水与宝塔山的交汇地，红色基因渗透了黄土地的肌理。当西方舶来的音乐旋律在延安奏响，交响乐就不再是纯粹的声音艺术，而是成了承载红色记忆的文化容器，在音符跳动间完成了革命精神的跨时空对话。
　　（作者单位：苏州交响乐团）